五、关于过去
　　
　　 01 致理卡多•巴埃萨
　　
　　 马德里（1926？）
　　 堂•理卡多•巴埃萨先生
　　
　　 我尊敬的朋友：
　　 您最近发表在《太阳报》上关于阿索林及九八年代的几篇文章中，重又捡起了十年来直至如今重复不已的荒谬的大杂烩。九八年代是由加尼维特①、贝纳文特、（卢文•达里奥）马尔基那②、巴罗哈③、巴列一因克兰、阿索林④和马埃斯图⑤组成的。
　　
　　 【① 加尼维特（1865一1898），西班牙作家，格拉纳达人。
　　 ② 马尔基那（1879一1964），西班牙现代主义诗人、戏剧家。
　　 ③ 巴罗哈（1872一1956），西班牙作家。
　　 ④ 阿索林（1873一1967），西班牙小说家。
　　 ⑤ 马埃斯图（1874一1936），西班牙散文家。
　　 ⑥ 维亚埃斯佩萨（1877一1935），西班牙诗人。戏剧家。】
　　
　　 这一代人，总的来说，据有和保持一种社会感，他们奋力战斗。
　　 而我所属于的那一代，如维亚埃斯佩萨⑥、佩雷斯•德•阿亚拉①、米罗②、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是另一代人，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美学；曼努埃尔•马查多和安东尼奥•马查多③开始得比较晚，所以一开始作品就很成熟。他们也可以算九八年代的。但总的来说，我们来往于不同的地方（除了去科学院、代表大会、报社和沙龙以外）。只要一想到我的诗与人所共知的《灾难》没有任何联系，我就感到胃疼。在这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有二十年、十五年的时间差。总的来说，在相对而言的当代，是比较重要的艺术。或许，甚至也不能说，什么作家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家正处在成功的时刻，或者说他尚未开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距离没有那么远：戈麦斯•德拉塞尔纳④、莫雷诺•比利亚⑤和萨利纳斯⑥等等。尤其是我，我从九八年代最优秀的作家中得到了许多东西。我认为我亲爱的同伴也都如此。他们之中最小的一个（从年龄上来看）是阿索林，当我在写《悲哀的咏叹调》时，他在您提到的杂志《西班牙之魂》中写道：“这些随我们之后而来的年轻人，也许比我们更有价值，毫无疑问，比我们更纯洁……”
　　
　　 【① 佩雷斯•德•阿亚拉（1880一1962），西班牙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外交家。
　　 ② 米罗（1879一1930），西班牙小说家。
　　 ③ 马查多兄弟（1874一1947，1875一1939），西班牙诗人。
　　 ④ 戈麦斯•德拉塞尔纳（1888一1963），西班牙作家。
　　 ⑤ 莫雷诺•比利亚（1887一1955），西班牙诗人兼艺术史学家。
　　 ⑥ 萨利纳斯（1891一1951），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我看，无需赘言，阿索林以他的正直而有意识的斥责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关于这几代的问题，他也搞错了。另一方面，阿索林在言情小说中的比喻，我觉得很愚蠢，以至于不值得争论，更不值得一读了。
　　 您的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02 致马拉加的“海螺”
　　
　　 亲爱的海螺：
　　 我读到你的那个注解，那是关于阿德里亚诺•德尔•瓦利耶的（我感谢他的勇气），他想让西班牙政府买下并赠给我当年所诞生并度过我一生中最初时刻的房子，以便让我就像诞生时那样，在那里平静地与世长辞。我也从你那里得知，韦尔瓦省省长堂•弗朗西斯科•苏默尔斯与这位诗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打算向国家提出申请，使那所房子得到国家资助。我不知道怎样来报答这一慷慨行为。但是，对此我有一些话要说，幸好，这些建议还没有被采纳。
　　 我说的那幢房子是很多年以前宪兵的营房，它当营房很合适。我是在那座房屋里出生的。那时，莫格尔还没有一条通往塞维利亚的公路，一切交通都靠那一条河，那时候那房屋是我父亲修建的。当时房屋所在的那条河岸大街与鲜花大街相连的那个街角是村镇里最热闹的地方，一些有钱人已经在那里盖了些房子，他们说服了我父亲，让他在他们房屋对面盖房。塞维利亚的那位建筑师负责盖房，他给我父亲建造了那幢可笑的、带“阿拉伯”修饰的房屋。那位建筑师曾经指导过从塞维利亚通往韦尔瓦的铁路的各个火车站的修建。这个玩笑使我父亲花了好大一笔钱，因为屋顶平台坍塌过两次，哪儿都不合适。
　　 若干年后，朝塞维利亚方向的公路修通了，通往港口圣胡安，因为莫格尔地处塔尔特索斯的内陆，没有火车站。我父亲对河岸大街上的那幢房子烦透了，就租了新大街上的一幢房子，是他的一个兄弟的，我们赶快搬到那儿，在那儿我一直住到二十岁，我父亲去世时，然后我就去闯荡世界了。这幢房子的照片，如果你们愿意将它发表的话，我把它寄给你们，因为另一张已经发表在《克拉维莱尼奥》上了。在这幢房子里有很多经历，后来它们就变成实体和阴影了，是我的童年和我的青年时代初期；那些童年回忆写进了我好几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书中：《普拉特罗和我》、《实体和阴影》、《莫格尔的石头、鲜花和动物》、《小何塞的想象》等等。对童年早期，我只有一些飞快的、模糊的概念，在“小费尔南多”、“海蓝色的房屋”、“石榴”以及另一些篇章里已经谈过了，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的诗歌“星辰的大陆”，是发生在那一幢房子里的，你看到的那长长的阳台与我的房间相通，好像是剧院的包厢，在我的其他篇章里也曾经提到过，还有房屋背面那些开向花园、庭院、大街和田野的大窗户。
　　 由于一个严重的错误，塞维利亚西班牙银行的无耻辩护律师声称从来没有搞错过的这家银行宣布，我们，作为一大笔抵押金的继承人破产了，对这一严重错误，我们家到最高法院出庭时的辩护律师堂•爱德华多•达托也承认。人们没收了我们的一切，镇里的那几所房子，还有乡下的那几所：有我兄弟的萨瓦列戈；有我的教父舅舅送给我的松果泉；有莫格尔最美丽的庄园蒙特马约尔，那是我大姐的；还有四个酒坊一一老迭什莫、依拉斯库拉、卡斯蒂利亚和酒神磨坊，还有那些葡萄园、橄榄树和松树，我多次陶醉地徜徉其间，或是步行，或是骑马……于是我们就搬到租来的房子里住，只有我的几个姐蛆除外。她们的丈夫通过银行的拍卖得到了位于新大街的那幢大房子和其他庄园，我仍在那里出出进进。这条大街不断地更换名称，我记得的有：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胡安•佩雷斯•德马尔切那神父，还有我不知道现在是否仍然还叫“希梅内斯•巴约少尉”，那是我的侄儿兼义子，以他的名字命名。鲜花大街以我的名字命名，后来又取消了。对这样做和不这样做，我都表示感谢。
　　 我和我妻子是否回到西班牙，依我们的处境来看，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个人拥有的一切，在我们出国时都已经散落了。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再重新安排生活是不可能的了。已经不适合完全生活在莫格尔了。已经故去的人有我们的父母、我的两个兄弟、三个侄儿，其中一个是我的义子，我们非常爱他，他也非常爱我们。家里的其他人散居在西班牙。我们的村子“那白邑的绝妙，那光芒包含着时光”，它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虽然在那里还有某些可亲的东西，以及那么多好朋友。莫格尔唯一永远地留在我心中的是埋葬着我的亲人的白色墓地，那是我少年时代住在莫格尔时最爱去散步的地方，不是由于一种病态的浪漫，而是恰恰相反，在那洁净的地方洋溢着富有感染力的愉快，是个休息的好地方，长满了树木，蜜蜂飞舞，小鸟啼鸣，鲜花盛开。莫格尔的墓地总是我的主调，但是，我还不能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个龛穴里。
　　 亲爱的马拉加海螺，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请原谅我的这一派胡言；但是你给了我一个特殊的机会，使我能重温过去，如今它离我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是一个睡着了的人的梦一般亲切；我不知道该怎样更好地回报你。
　　
　　 胡安•拉蒙
　　 1954年4月
　　
　　 附录
　　
　　 一、诗人小传
　　
　　 吴裕康 译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一1958），属于1898年西班牙将其殖民地划给美国后发动文艺复兴的作家群。这一自称为“现代派”的作家群的领袖是卢文•这里奥，他曾帮助希梅内斯出版了第一郎诗集《紫色的灵魂》（1900）。1905年至1912年，拉蒙•希梅内斯住在他的故乡莫格尔，在那里写了《哀歌》 （1908）、《响亮的孤独》（1911）和《悲苦的魔鬼诗》（1911）。他的早期诗作曾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形象鲜明，以黄色和绿色为主。他后来的风格是明确的，形式上是苦行主义的，以白色为主．体现在他的优雅的散文诗《普拉特罗和我》（1914）中，并在《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7）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是他在去美国的一次旅行中写的，此外，还有《永恒》（1918）、《石头与天空》（1919）、《诗歌》（1923）和《美》 （1923）。在二十年代，拉蒙•希梅内斯成为公认的新一代诗人的大师。他还是活跃的批评家和文学杂志的编辑。1930年，他退职回到塞维利亚，致力于修订他的早期作品。六年后，由于西班牙内战，他离开西班牙去波多黎各和古巴。他在古巴待了三年，1939年去美国，在美国一直住到1951年，然后移居波多黎各。这些年里，希梅内斯曾在各大学任教，发表了《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这是一本散文作品。还有几本诗集，其中有《我的歌声》（1945）和《底层的动物》。后者或许是他最好的书，清楚地展现了充满诗人晚年生活的宗教热忱。收入了他的大多数作品的英文版选集分别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选集》和《诗三百首，1903一1953》。1958年，拉蒙•希梅内斯逝世于波多黎各。
　　
　　 二、授奖词
　　
　　 瑞典学院院士 雅尔马•古尔伯格
　　 吴裕康 译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将漫长的一生奉献给诗与美的诗人。他是个老园丁，这个胡安•拉蒙，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创造了一朵新玫瑰，一朵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圣母玛利亚的白玫瑰。
　　 《远方的花园》（1904）是本世纪初他写的一本书。诗人 1881年生于安达卢西亚南部，远离瑞典旅游者所熟悉的从赫雷斯到塞维利亚的道路。他的诗不是一杯醇烈醉人的酒，他的作品不是一座变为大教堂的宏伟清真寺。它更使你想到一座粉白高墙围绕的花园，你会看到眼前显示出了一幅山水风景画。他停下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他的照相机走进去，冒着受骗的危险。这里没有什么非凡的景色，只有通常的事物：果树和有人走过时发生震动的空气，池塘映着大阳和月亮，一只鸟儿在啼鸣。在这个植根于阿拉伯文化土壤中的繁茂花园里，并没有清真寺的小尖塔变形为一座象牙塔，但是，留连不去的游客会注意到，围墙内的被动状态是哄人的，隔离只是偶然和暂时的，是假装存在的。他会看到，这朵玫瑰花光彩夺目，需要更为敏锐的感觉和一种新的情感。有一种胜过了游玩和感官愉悦的美；在游客面前，安静的园丁突然显得像一个严厉的心灵指导者。在胡安•拉蒙的花园入口处，旅游者应遵守与进入一家清真寺同样的规则：在洗濯处洗手，漱口，脱掉鞋，等等。
　　 拉蒙•希梅内斯开始出版他的优美诗作那一年，在酉班牙历史上正是考验良心的一年。1898年12月10日在巴黎，西班牙签订了与美国的条约，丧失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以及它的海军和它的威望尚保有的东西。整个殖民帝国的残存部分都被一笔勾消了。在马德里，一群作家拿起了笔，以他们的方式在西班牙的边界内重新征服世界。他们有些人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马查多兄弟、巴列因克兰和乌纳穆诺便在其中。他们称自己为“现代派”，依次集合在他们的领袖一一客居西班牙的尼加拉瓜人卢文•达里奥周围。也正是这个达里奥，在本世纪初支持诗歌新人胡安•拉豪•希梅内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用的是几乎尚武的书名《紫色的灵魂》（1900）。
　　 他不是一个以强光在舞台上出现的大胆的创新者。他的歌声羞怯而发自内心，从一个半暗的背景传来，诉说月亮和愁思，与舒曼和肖邦共鸣。他哀悼海涅和曾受海涅启发的他的同胞一一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贝克尔，一些目光短浅的崇拜者曾称这位高雅的诗人为“金发的北欧王”。他以魏尔兰的方式吟诵他的《悲哀的咏叹调》（1903）。他迈着坚实的步伐遂步摆脱了法国象征主义的优雅、迷人的怀抱，那和谐悦耳和亲切的特点永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音乐和绘画一一我们不妨指出，在塞维利亚，这个年轻的大学生也曾学习当一名画家。正如我们说起毕加索的蓝色和玫瑰色时期一样，文学史家们曾注意到，在拉蒙•希梅内期的作品中突出了不同的颜色，而毕加索也就出生于那一年。所有黄色和绿色的诗属于第一时期一一他的门生加西亚•洛尔卡的著名的绿色诗即源于此。后来，白色突出了，白色的袒露代表了一个光辉的重要时期，包括被称为“胡安•拉蒙的第二诗风”的东西。这里我们目睹了一位名诗人的长久而丰富多彩的时期。令人伤感的心绪图景远去了，奇闻轶事的主题也远去了。这些诗只谈诗意和爱情，谈风光和大海，它们与诗意和爱情是同一的。一种臻于完美的形式上的苦行主义，否定诗的任何外部润饰，通往朴实无华，而朴实无华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这就是诗人称为袒露无饰的诗。
　　 这种“胡安•拉蒙的第二诗风”，在《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7）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年新婚诗人首次旅美，他的日记充满了对大海的无限温情，充满了海洋般的诗情。他的诗集《永恒》（1918）和《石头与天空》（1919），标志着接近了渴望已久的“我”与世界认同的新阶段；诗歌和思想的目的是找到“事物的准确名称”。这些诗逐渐变得更为简洁、直率、透明；它们实际上是胡安•拉蒙具有象征意义的诗艺的箴言和警句。
　　 在他争取超越先前成就的不断努力中，拉蒙•希梅内斯对他早期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总结，彻底修改了原有的诗作，把那些得到他认可的诗收入内容广泛的诗选之中。在1923年出版了诗集《美》和《诗歌》之后，他热心试验新的格式，放弃了以书的形式发表作品，发表时常常不署诗题或作者姓名，以散页或传单的形式靠风传播。1936年，内战阻碍了他把自己的作品编成二十一卷集出版的计划。《底层的动物》（1949）是他流亡时期的最后一部书，若是单独阅读，它是一册前进中的作品的样本。因此，今天讨论这一阶段仍嫌过早，它在文学史上大概会标为“胡安•拉蒙的最后风格”。
　　 在遥远的波多黎各侨居地，他今天正为一个巨大的悲痛苦恼着。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瘦嗣的面孔和深邃的眼睛，无法知道它是不是从埃尔•格雷科①的一幅画直接拍摄下来的。【① 埃尔•格雷科（1548》一1625？），西班牙画家。】我们在《普拉特罗和我》（1914）这本令人愉快的书里，发现了一张不那么庄重严肃的自画像。在那儿，诗人穿着丧服，蓄着基督徒的胡须，骑着他的小毛驴走过，而吉卜赛人的孩子们高声叫道：“疯子！疯子！疯子……”事实上，要分清疯子和诗人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于同类的人来说，这个人的疯癫却是杰出的智慧。拉斐尔•阿尔维蒂、豪尔赫•纪廉、佩穗罗•萨利纳斯和其他在近代西班牙诗史上有名的诗人，都曾是他的门生；费德豪科•加西亚•洛尔卡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首的拉丁美洲诗人也是如此。我不妨援引一个瑞典记者在获悉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结果时发表的看法：“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是那些像阳光照耀一样朴实无华地产生的诗人之一，是一个偶然而朴素地产生却并不意识到自己天赋才华的诗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诗人何时诞生。我们只知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我们看见他，我们听见他，恰如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朵花。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西班牙文学曾经是远方的花园之一。我们难得往里面瞥一眼。今年的获奖者是著名的“九八年代”的最后幸存者。对于分隔在大洋两边而同时又把西葡拉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代诗人来说，他是一位大师一一实际上确实是大师。瑞典学院向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表示敬意，也就是对光荣的西班牙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表示敬意。
　　
　　
　　 三、受奖演说
　　
　　 吴裕康 译
　　
　　 波多黎各圣胡安大学校长雅莫•贝尼泰斯代表希梅内斯在授奖仪式上致辞。他说一一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委托我向你们转达如下口信：
　　 “我感激地接受杰出的瑞典学院授予我这份我不敢奢望的荣耀。由于悲伤和病痛，我不得不留在波多黎各，无法亲自参加颁奖典礼。因此，我已请求我任教的圣胡安大学的校长雅莫•贝尼泰斯，代表我出席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仪式。诸位可由此见证我本人在与波多黎各日益增强的友谊交往中积累的真挚感情。”
　　 我发现这里对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十分钟爱，对他的作品十分了解。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如果我选出你们当中的一个来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他非常明智和远见卓识的话，我深信其他所有人都会很高兴地同意这一点。我指的是你们自己的大诗人雅尔马•古尔伯格，他今天下午的颁奖辞我们将永远牢记，他翻译了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诗作，向斯堪的纳维亚人民介绍了我们这位安达卢西亚大师的澄澈晶洁。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还要求我说明这一点：“我的夫人塞诺薇娅是这一奖赏的真正获得者。没有她四十年来的陪伴、帮助和鼓励，我的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今天，她已不在人世了，我感到孤寂凄凉并且无依无靠。”
　　 我从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颤动的嘴唇听到了一些最动人心弦的绝望话语，因为胡安•拉蒙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他自己的内心王国。我们热烈希望，有一天他的悲伤能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对塞诺薇娅的回忆，将为西葡拉美文学大师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提供更新的持久的灵感，而你们今天已经隆重地向他表示了敬意。
　　 在受奖演说之前，皇家学院院士R•格拉尼特对这位西班牙诗人作了如下评论：
　　 胡安•拉蒙被称为一个为诗人写诗的诗人，但是外行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先分享他的风景画的生动形象之美：可爱的安达卢西亚及其鸟儿、花卉、石榴和柑橘。读者一旦通过闲暇时的阅读和反复阅读进入了他的世界，就会逐渐认识到一种新的“活跃的洞察力”，会由于一种可贵的诗的意象的深邃与丰富而耳目一新。这样做时我想起了保尔•瓦莱里曾谈到画家德加和诗人马拉美之间的一次谈话。德加正在纹尽脑汁地写一首十四行诗，他抱怨困难重重，最后惊呼道：“可是我并不缺少思想呀……”马拉美委婉地回答道：“德加，人可不是用思想来创作诗歌的。人是用词语进行创作的。”如果说确曾有谁富有灵感地使用词语，那就是在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诗作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为诗人写作的诗人。这大约也是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中他被尊为导师和大师的原因。
　　 文学奖也许得作出比科学奖更困难的决定。可是，我们应该感谢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包括了一项文学奖，它给其他奖顷和这件事本身增添了尊荣；它强调了人和文化的因素，这些是两个创造性想象的领域都共同具有的；或许，归根结底，它体现了比科学家更深刘的洞察力。
　　
　　
　　 四、在灵魂中沉浸，在灵魂外闪光一一用心灵写作的诗人希梅内斯（中译本前言）
　　
　　 赵振江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西班牙著名作家，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新抒情诗的创始人，在西班牙现当代的两个著名的作家群一一“九八年代”和“二七年代”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956年10月25日，“由于他的西班牙语抒情诗为高尚的情操和艺术的纯真树立了一个典范”，希梅内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故乡•家庭•导师
　　
　　 希梅内斯出生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韦尔瓦省的莫格尔。
　　 这是一个人口不足一万的小镇，靠近帕洛斯港，濒临大西洋，五百年前，哥伦布的帆船就是从这里驶向“新大陆”的。白色的房屋，狭窄的街巷，紫茉莉的馨香，木轮车的声响，在这幽静、古朴的环境中，希梅内斯于1881年12月23日降临人间，然而他的母亲更愿意把儿子的生日推后，一天，可见他是母亲眼里的上帝。他的父亲以种植果园和经销葡萄酒为业，家境颇为富裕。父母的宠爱使希梅内斯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1890年他开始在教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学校学习，1896年入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这是他父亲的意愿，也是大部分青年乐于选择的专业。但希梅内斯对此毫无兴趣，他爱好的是绘画。一次历史课考试的失败使他抛弃了法律专业，同时，他的兴趣也从绘画转向了诗歌。
　　 1900年，有两件事对希梅内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卢文•达里奥来到西班牙并在马德里会见了他，二是他父亲突然离开人世。前者对他的诗歌创作是个莫大的鼓舞，因为那位比他年长十四岁的尼加拉瓜诗人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后者却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打击，不祥的预感始终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心情好转之后，他又回到马德里，醉心于诗歌创作，这使他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00年，他出版了诗集《紫色的灵魂》和《白睡莲》，同年去法国波尔多市的波斯卡疗养院疗养，后来去法国其他地方以及瑞士、意大利旅游，回国后又在卡斯蒂利亚乡村住了一段时间。1902年他重返马德里，住进了罗萨里奥疗养院。在休养期间，他创办了诗刊《阳光》，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其中著名的有佩德斯•德•阿亚拉、弗朗西斯科•维亚埃斯佩萨、奥尔特加•伊•加塞特、阿索林等。这个时期的诗作有《诗韵》（1902）、《悲衰的咏叹调》（1903）和《远方的花园》（1904）。1904年的一天，或许由于忧伤的缘故，他突然决定回到故乡莫格尔那“白色的仙境”中去，并且在那里埋头创作达七年之久。他生活在童年的回忆中，虽与外界隔绝，却未脱离生活。在莫格尔的孤独中，他时常与那头小毛驴聊天，就像与大自然对话。这头小毛驴名叫普拉特罗 （又译小银，因为该词有银灰色之意），它是主人忠实的伙伴，如同堂吉诃德的罗希南特和桑乔的鲁西奥一样。这时期的重要诗作有《牧歌》（1903一1905）、《春天的歌谣》（1907）、《响亮的孤独》（1908）、《乡野的诗）（1910一1911）、《思考的前额》 （1911一1912）等。
　　
　　 难得的贤内助
　　
　　 1912年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住了四年。他结识了日后“二七年代”的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和未来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塞诺薇娅•坎普鲁比•阿伊玛尔。这是一位祖籍西班牙的波多黎各姑娘，也是一位翻译家。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美国人，兄弟们也都在美国定居，其中何塞•坎普鲁比作为《报界》的创始人和主编，在美国的西班牙语人士中颇有影响。
　　 在认识塞诺薇娅之前，他已经朦朦胧胧地爱过三个多愁善感、聪明伶俐、异想天开的女性。希梅内斯自认为与她们情投意合，然而这不过是浪漫的、文学性的、半真半假的爱情。塞诺薇娅却不同，她实干、乐观，讲求工作效率。她使希梅内斯不再飘飘然沉溺于空想，使他睁开眼睛面对现实。当然，这位波多黎各姑娘也必须明白：即使他不以诗歌为生命，也会把它作为终生伴侣。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思考，塞诺薇娅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共同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在西班牙语界，人们把他们的译著奉为楷模；与原作相比，译文甚至有不少锦上添花之处。从此，希梅内斯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15年底，塞诺薇娅随母亲到了纽约，接着希梅内斯也离开西班牙去美国，并于次年3月2日举行了婚礼。塞诺薇娅在临终前回忆说，当他们去市政府领回结婚证书时，曾碰上一伙爱尔兰警察举着手向他们喊叫：“当心，结合容易分离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离，希梅内斯找到了理想的妻子、真诚的朋友、得力的助手、谨慎的参谋、有效率的秘书乃至司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不善于料理生活的诗人才能毫无顾虑地投入创作。在此以前，他的诗作有《心灵的十四行诗》（1913）、《夏令》（1915）和抒情散文《普拉特罗和我》 （1914）。
　　 从1916年起，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婚后，他们曾回故乡小住。安定、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活动。他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应邀到各地演讲。虽然活动频繁，但他精力充沛，先后发表了诗集《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永恒》（1918）、《石头与天空》 （1919）、《诗歌》和《美》（1917一1923）、《全季》（1923一1926）等。
　　
　　 新大陆，新生活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猖狂的进攻，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前途极为忧虑。
　　 战争初期，他与妻子在马德里筹建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因为落在孩子们头上的苦难使他们痛心疾首。后来共和国政府任命他为驻美国名誉文化参赞。1936年9月，他和妻子来到纽约。这次穿越大西洋已经没有新婚旅行时的愉悦，念念不忘的总是那块“遥远的、发了疯的土地”。暂时的离乡背井竟成了永久的异地侨居。环境的变化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为了营建新的生活，他应邀去波多黎各和古巴讲学。与听众的直接交流使他接近了陌生的高校世界。1939年，他在迈阿密参加当地西班牙美洲研究所的工作。在1940和1942年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他各作了三次发言。1942年，他又转移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州立大学教授西班牙语。他不仅举行讲座，而且与大学生座谈、讨论，激发他们对诗歌的兴趣。这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谣曲和自己最长的诗作《空间》（1954）。后来，塞诺薇娅转到马里兰大学任教，他们迁居到里维戴雷，那里的榆树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预告要发表一部诗集《里维戴雷的榆树》，但该书后来一直没有问世。在那里他还结识了一位种植菜园的朋友。有一天他吃惊地获悉，此人原来是美国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后者的俭朴使他深受感动，他撰文赞扬华莱士为“面向上帝的匠人”，“美洲的堂•吉诃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努力与盟国合作，一再表明他“过去、现在乃至今生今世都愿成为自由的人”。这时期的作品有诗集《在另一侧》（1936一1942）、散文集《三个世界中的西班子人）（1942）等。
　　
　　 在母语中徜徉
　　
　　 不幸的是年轻时的恐惧和对死的狂想重又困扰着他，他不得不住进华盛顿一家疗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他又像五十年前一样，神经宫能症渐渐痊愈，《塔科玛的歌》就是证明。病愈的诗人怀念自己的母语：他需要听人们在各处用活生生的西班牙语交谈、议论、祈祷、呻吟、歌唱，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诗歌创作。1948年8月，他前往阿根廷和乌拉圭，主持一系列讲座，听众以欢迎电影明星和足球明星时才有的热情欢迎他，有时甚至阻塞了街道上的交通。然而，听众的热烈掌声并没有改变这位“少数的诗人”的创作意图，他继续沿着“纯诗”的道路开拓前进，将诗歌视为上帝的“意识与光辉”，视为某种“在灵魂中沉浸，在灵魂外闪光”的神圣之物。
　　 《底层的动物》（1949）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于写成的。这是本世纪最后一部象征主义的重要诗集，他所译过的格奥尔格和叶芝作品的影响在诗集中显而易见。这时期他的作品还有《流去的河》（1951一1953）等。
　　 1951年，诗人重又陷入精神危机。塞诺薇娅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决定迁到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接受波多黎各大学的邀请，来到这个美丽安静的岛上。希梅内斯在那里开设了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课程，并且经常到学校去为青少年朗诵诗歌。
　　 1952年，塞诺薇娅患了癌症。她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曾数次住院接受各种方法的治疗。1956年10月，她预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便将一切料理停当。当同年12月25日，一位女友到医院将希梅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仍竭尽全力哼了一支童年时唱的歌。三天后，她与世长辞。希梅内斯痛不欲生，他没有亲赴瑞典，而是委托波多黎各大学校长雅莫•贝尼泰斯去为他领奖并代致谢词：
　　 “我感激地接受杰出的瑞典学院授予我这份我不敢奢望的荣耀。由于悲伤和病痛，我不得不留在波多黎各，无法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我的夫人塞诺薇娅是这一奖赏的真正获得者。没有她四十年的陪伴、帮助和鼓励，我的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今天，她不在人世了，我感到孤寂凄凉并且无依无靠。”
　　 后来，希梅内斯的心情和健康状况曾有所好转，但他再也没有进行写作。1958年，他在一次车祸中致残，同年5月29日告别人世，与先他而去的妻于一起长眠在家乡莫格尔的墓地上。
　　
　　 早期创作阶段
　　
　　 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是复杂的。以1916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当他开始发表诗作的时候，西班牙正经受严峻的考验。1898年12月lO日，西斑牙在巴黎与美国签约，丧失了最后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个称雄海上数百年的庞大帝国至此一败涂地。马德里一群作家想以他们手中的笔在西班牙的边界之内重新征服世界。这就是令世界文坛瞩目的“九八年代”，马查多兄弟、巴列一因克兰、乌拉穆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坛领袖卢文•达里奥的追随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的。他的第一部诗集《紫色的灵魂》得到卢文•达里奥的亲自扶持。在第一个阶段，希梅内斯的诗歌不仅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具有浪漫主义的遗风，德国诗人海涅以及他的同胞贝克尔都是他效法的楷模。此外，如果我们知道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源头与欧洲象征主义的关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悲哀的咏叹调》的神韵与法国诗人魏尔兰的作品会有相似之处。希梅内斯这时期的作品多写家乡的自然风景和诗人心中的哀愁，格调悲凉、低沉、内向。这主要与诗人个人的不幸以及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苦难有关，尤其是家乡的凋零、衰败使他陷入悲哀之中而难以自拔。他的家乡莫格尔是海滨个镇，两条河流的入海口。那里有茂盛的花园，优美的景色，酿酒业和运输业兴旺发达。但由于连年虫灾使葡萄减产，港口又因内河上游煤矿大量倾倒废物而阻塞，昔日繁荣的市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柱，以致市井萧条冷落，居民流离失所。诗人目睹这悲惨的现实却无可奈何，因而使早已笼罩在他心上的阴云变得更加浓重。无论“言志”或者“抒情”，这一切都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但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他的诗风有所转变。1912年，马德里大学公寓的气氛感染着他，对复杂的知识界的观察开阔了他的视野，对德国哲学家克劳泽作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与塞诺薇娅的相识，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使他的创作从富于人情味和巴罗克风格的封闭型向着具有神秘色彩和理想主义情趣的开放型转化。我们从《心灵的十四行诗》（1914）和《夏令》（1915）里可以看到这种转化的迹象。前者的灵感之源来自诗人的未婚妻，后者被作者称为这一时期“最好的书”，“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具有更多的血液和骨质”，“包含着具体、光明而又严酷的现实”。
　　
　　 形成独特风格的第二阶段
　　
　　 从《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开始，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诗人已摆脱现代主义的束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追求形式的完美，语言的新颖，并力图打破诗歌与散文的界限，而在内容上却始终未能挣脱形而上学的桎梏，企图创造一个绝对的世界。对“生命短暂”的慨叹是他经常吟咏的主题。诗人的思想中既有天主教的成分，又有泛神论的因素，既有克劳泽和尼采的烙印，又有东方哲学的影响，对“上帝、大自然和美”的崇拜同时并存于他的头脑，对语言的推敲也显得特别的执著。这种追求在《歌集》 （1936）和《全季》（1923一1936）中达到了高峰。他极力提倡“纯诗论”，主张创作“袒露无饰”的“纯粹的诗歌”。从下面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主张。
　　
　　 她最初到来，
　　 纯洁无瑕，天真的穿戴。
　　 我像孩子般将她喜爱
　　 她竟成了女王，
　　
　　 浑身珠光宝气……
　　 不可一世又毫无意义！
　　 她又将盛装脱掉，
　　 我对她报以微笑。
　　
　　 她连长袍也脱下，
　　 全身一丝不挂……
　　 生命的激情，袒露的诗歌，
　　 你永远属于我！
　　
　　 诗中的“她”无疑是诗神缪斯。“她竟成了女王/浑身珠光宝气……/不可一世又毫无意义！”这显然是指语言华丽而内容空泛的现代主义诗歌。希梅内斯终于舍弃了这种风格，“连长袍也脱下，全身一丝不挂”的“袒露无饰”的诗歌才是他刻意追求的永恒的目标。

诗歌是生命，是上帝
　　
　　 按照希梅内斯所信奉的、当年在西班牙颇有影响的克劳泽的哲学（或神学）思想，上帝既包括世界同时又超越世界。对希梅内斯来说，诗歌是上帝的同义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高于一般的文学：“一般人将诗歌作为文学来理解，而我把它作为心灵来理解”。他认为：“文学是为熟悉的世界立碑，诗歌则是陌生世界的向导。因此文学安于相对的美，而诗歌寻求绝对的美。文学是翻译，诗歌是创新。诗歌是创造性的艺术，而文学仅仅是模仿性的艺术，是抄袭的艺术。因为诗歌不只是自身，它什么都是，是从前，是今后，是行动，是语言，是创造……”“非诗歌的语义是可以传递的、外在的、约定俗成的，它符合逻辑；而诗歌的语义则相反，它是不可以传递的、内在的，它符合美学；文学的语言是有代表性的，它取决于所要表现的外在现实，它赋予事物早已存在的意义，而诗歌的语言则相反，它是有展示性的，它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现实，而是创造崭新的现实。总之，文学的语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诗歌的语言就是目的本身。”在他看来，文学是形式，诗歌是实质。前者使内容固定，而后者使内容自由。文学越是完美，越要符合已经确立的规范和准则；而诗歌是生命，它必须不断打破既存的秩序才能求得生存。他认为，文学是暂时的，诗歌是永恒的。文学是技巧，诗歌是艺术。
　　 希梅内斯的诗论未免玄奥并失之偏颇，然而却是他数十年身体力行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刻意追求，使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甚高，近乎苦吟。1930年他曾辞去职务，回到塞维利亚修改早期的作品。尽管文坛公认他的诗集《紫色的灵魂》和《白睡莲》中不乏精品和传世佳作，但他认为那只不过是“野生的草稿”、“纯粹青年人的试音”，执意作了不少修改，可见诗人对自己要求之严。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希梅内斯早期作品的不成熟首先是表现在思想上。卢文•达里奥曾说：“每当我思考自己的一生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不清目的。由于被死神不样的预兆所逼，我多次躲进人造的天堂。”希梅内斯早年的精神状态与他老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诗人的传记作者帕拉乌•德•内梅斯所说：“在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于1900年以前写的最初的诗作中，有一种模糊的宗教的苦闷和不安。”他在内心深处与笼罩那一时代的怀疑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当陷入恼人的矛盾而无力自拔时，他便像卢文•达里奥一样，力图通过艺术创作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早在 1895年，他还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就创作了《祈祷》一诗，探讨关于真理和死亡的答案并拒绝任何一种司空见惯的宗教解决方式。在《虚无》一诗中，他认为“四周的世界和大自然的美都不是永恒的，而终将返回到虚无中去”。在《夜曲》、《可怕的化装舞会》等作品中，希梅内斯强调感官的快乐和疯狂，突出幻想的虚无和人生的短暂。在《云》中，作者寻求一种理想的安慰一一螺钿的纯洁的色彩，然而却发现了“披着寿衣的不祥的标记，阳光和寒冷的阴影”。总之，在这一时期，从精神状态、心理冲突到艺术创作，他都无法摆脱卢文•达里奥的影响。他当时的心境与达里奥在《命中注定》一诗中的描述颇为相似。
　　
　　 甚至想不到的一切都使人不寒而栗，
　　 还有那用活生生的手臂诱人的肌体，
　　 用随葬的花束在等候的墓地，
　　 我们不知从何处来，
　　 也不知向何处去……
　　
　　 对法国哲学象亨利•柏格森的时空观、印度诗人泰戈尔文学主张的研究，对爱尔兰诗人叶芝、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了解，使他认识到“事物的虚无”和“时光的流逝”都是人类难于理解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的确，他找到的答案并非客观真理，但却使他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从此开始不懈地追求“自然的演变过程”。他曾说：“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他相信人类所憧憬的乌托邦都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现在已然实现；他确信一切都取决于追求的程度：我对此持同样见解。然而，我们几时才能去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理想呢？”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希梅内斯从未放弃过这种对理想的追求，这正是他留给世界诗坛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我们对他的几部作品做一些具体介绍。
　　
　　 早期代表作：《远方的花园》
　　
　　 《远方的花园》（1904）是诗人早期的作品。所谓“远”既指空间又指时间。诗中的花园并非作者的梦境，而是真实的存在，并且不仅仅是西班牙的花园，还包括法国的花园。1903年3月8日，希梅内斯从家乡莫格尔到法国波尔多市附近一家疗养院去疗养。这座疗养院占地七公顷，绿树满园，花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在1904年以前，他曾多次描绘这“美丽而又苍凉的花园”：
　　
　　 “来到波尔多之后，我不禁重新开始吟唱，一个金色的下午，一个满月的晚上，一个洒满晨雾的凉爽的黎明，一首谣曲，‘夜色多宁静’伴之以埃斯普龙塞达的复活。”（这里所说的“谣曲”指作者《诗韵》集中的《春天与情感》）。
　　
　　 然而使诗人梦绕魂牵的不仅是那花前月下、溪畔泉边的优美景色，还有他所喜爱的年轻女性。诗集中共出现过六位姑娘。西班牙的四位：葛洛里娅、布朗卡、玛丽亚和罗莎，法国的两位：玛格达莱娜和弗朗西娜。弗朗西娜的出现先后达十次之多，而在西班牙姑娘中出现最多的玛丽亚也只有三次，这位法国姑娘是疗养院女厨师的助手。诗人在《远方的花园》中的第六首说：
　　
　　 一切都将这蓝色装点，
　　 好像为了弗朗西娜降临花园。
　　
　　 而在波多黎各保存的手稿上她的出现是这样的：
　　
　　 她将那一对温馨的乳房，
　　 放到我满足的心上。
　　 为了让我知道它们是香料制成，
　　 这香料会夺去我的生命。
　　
　　 从上面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窥视希梅内斯二十岁时的心态和诗风。虽然它不是诗人的代表作，但毕竟是诗人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的一个标志。
　　
　　 里程碑：《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
　　
　　 《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是希梅内斯第二阶段创作的第一部诗集，诗人生涯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这是他在去美国与塞诺薇娅结婚的途中开始创作的。诗人的海上旅行和诗人心中的思考相辅相成。大海是日记的主要题材（194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题为《诗人与大海的日记》），诗人与大海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他既害怕背井离乡，失去童年时代的安乐窝，同时又渴望美好的爱情，渴望自己的成熟与自立。作为诗歌体日记，要想确切地破译它的内容很下容易，因为它全是用象征手法表达出来的。有不少诗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矛盾，这正是诗人内心冲突的写照。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日记》的内容分为四部分：
　　 一是乡情与爱情之梦：诗人像初生婴儿一样从梦中醒来，心头充满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爱情的向往。把握住诗人这样的内心冲突，就不难理解那些意境朦胧、形象优美的诗句，如：
　　
　　 根与翅膀。但翅膀生根
　　 而根却飞翔。
　　 （马德里，1月17日）
　　
　　 当然，下面这则日记更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莫格尔。母亲和姊妹弟兄。
　　 安乐窝，温暖、干净……
　　 多好的太阳，多美的休息，
　　 在白色闪烁的墓地！
　　 我的根扎在这里！
　　 纵死也惬意！
　　
　　 这是渴望的目的
　　 在黄昏中逃去！
　　 莫格尔。神圣的觉醒！
　　 莫格尔。母亲和姊妹弟兄。
　　 （莫格尔，1月23日）
　　
　　 二是关于大海与太阳的抒情：诗人怀着深深的疑虑，在旅途中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奇异的、与安达卢西亚不同的世界一一大海。这时的大海是孤独的、单凋的、无生气的。正如诗人在2月1日记述的《单调》一样：
　　
　　 锌一样蓝的波涛，
　　 石灰一样白的浪花，
　　 大海包围着我们，以它无限的惆怅。
　　 到处都一样一一
　　
　　 东，南、西、北，天空和水上一一
　　 灰蒙蒙，硬邦邦，
　　 干巴巴，白茫茫。
　　 世界从来没有
　　 打过这么大的哈欠，从未这样！
　　
　　 诗人的心情并不像大海一样单调，却又像大海一样起伏。大阳是光明的象征，它使诗人心中绽开爱情与春天的花朵。太阳与水的冲突正反映了诗人心中的矛盾：
　　
　　 在你的心中
　　 太阳与水
　　 正在斗争……
　　
　　 三是大海和爱情治愈了诗人的疯狂，并使他最终找到了回避现实的避风港：
　　
　　 你，我的大海，还有你，我的爱情，
　　 犹如从前的大地和天空！
　　 一切皆属于我，一切！一切皆不属于我，一切！
　　 我说什么都行！
　　 （《一切》，6月19日）
　　
　　 四是对美国不人道生活作了嘲讽的描述。
　　 在这都诗集中，诗人的象征主义手法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早期作品中出现的一些词汇，如儿童、坟墓、梦幻、黎明、春天、海洋、阴影、云雾等，又反复出现。对这些词汇的象征意义的全面理解是理解全诗的钥匙。此外，人们不应忘记，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是希梅内斯第二阶段的出发点之一。
　　 这部诗集打破了诗与散文的界限，改变了诗人“无韵不成诗”的一贯主张，在自由诗的创作中取得了成功。
　　
　　 本世纪最杰出象征主义代表作：《空间》
　　
　　 《空间》（1954）这首长诗被誉为“本世纪最杰出的象征主义代表作”。为了创作这部充满哲理的长篇抒情诗，希梅内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这是他对于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他人与自我等重大命题长期思考的结晶，包容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想，或者说，诗人生活中所走过的道路都在《空间》中会合。
　　 这种对人生哲理的探讨一直贯穿在诗人的作品之中。诗人经常与周围的事物交流自己的感情。例如在1942年发表的诗集《在另一侧》中，就有一首题为《人一一树》的诗：
　　
　　 昨天傍晚
　　 我带着云彩回还，
　　 云彩来自玫瑰花丛
　　 完美巨大的柔情下，
　　 来自坚固的树干中间。
　　 孤独永恒
　　 寂寞无限。
　　
　　 我像一棵树一样停下
　　 倾听树的交谈。
　　 孤独的鸟儿逃离
　　 枝头如此诡秘，
　　 我孤身只影
　　 呆在最后的玫瑰丛中。
　　
　　 我不愿返回自身，
　　 因为担心
　　 使那些相同的树
　　 也产生这异样的苦闷。
　　
　　 只要我们打开《空间》一看，就会发现这样的思想感情是始终如一的：
　　
　　 纯洁的阳光下，
　　 花草多么不安。
　　 当他们转向我时，
　　 我微笑着
　　 转向被遗弃的花园。
　　
　　 我们知道，希梅内斯青年时期曾酷爱绘画。在《空间》中，作者有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
　　
　　 大海多么平和，天空多么宁静，
　　 大地与神圣之光将它们熔铸在问光的银色
　　 和无限的金色里，熔铸在双重却又单一的现实中；
　　 一个岛屿在二者之间漂浮，在二者之上又在二者之外，
　　 一粒高高的彩虹珍珠在海上颤动。
　　
　　 这与其说像绘画，不如说像电影。一连串的形象从眼前闪过，有时，还会出现鲜明的特写镜头。
　　 希梅内斯的诗作不仅受益于他的绘画才能，也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天赋。现代主义大师卢文•达里奥在评论《悲哀的咏叹调》、《远方的花园》、《牧歌》等作品时曾说：“希梅内斯有动听的舒伯特作为他富有音乐性和感伤情调的诗歌作品的保护神。”瑞典学院院士雅尔马•古尔伯格在给希梅内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也说他的歌声“诉说月亮和愁思，与舒曼和肖邦共鸣”。可见，其诗作的音乐美，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力求创作“转化的诗歌”，“转化的艺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焊接在一起．将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意识熔为一炉。豪尔赫•曼里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古斯塔沃•贝克尔、罗萨里亚•德•卡斯特罗乃至莎士比亚、布莱克、兰波、乔伊斯、艾略特等人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而他本人又给后来的诗人，特别是西班牙“二七年代”的诗人，包括加西亚•洛尔卡、拉法埃尔•阿尔维蒂、豪尔赫•纪廉和佩德罗•萨利纳斯以深刻的影响，拉丁美洲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代表的诗人中，也有不少是他的门生。当代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或许就是在《空间》的启发下创作的。
　　
　　 两部散文名著
　　
　　 除二十几部诗集外，希梅内斯还创作了不少散文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抒情小说”《普拉特罗和我》（1914）和被称作“抒情漫画”的《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
　　
　　 《普拉特罗和我）的创作从1906年一直延续到1913年。这是一曲“安达卢西亚的哀歌”，是一幅展示他的家乡莫格尔风情的画卷。当时作者的心态是孤独和凄凉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感到西班牙就像一具黑洞洞的巨大的棺材，到处都是正在坠落的夕阳。”因此，在这本令人愉快的书里，我们会发现一张诗人不那么严肃的自画像：他身穿黑色的丧服，蓄着基督徒的胡须，骑着那头心爱的毛茸茸的小毛驴（普拉特罗），在家乡的街上走过，吉卜赛人的孩子们向他高声喊叫“疯子！疯子！……”的确，正如雅尔马•古尔伯格所说，“要分清疯子和诗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诗人的“疯癫”既是他杰出智慧的象征，也是他内心悲哀的表现。其实。这悲哀来自诗人自身的气质，因为他爱自己的人民，来自家乡的变化，因为这变化“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这部抒情散文集朴实无华，自然流畅，充满了人情味，出版后不久即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西班牙国内，自1937年起几乎年年再版。所有西班牙语国家都杷它选作中小学课本。
　　 《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是一本描绘人物肖像的“抒情漫画”集。所谓三个世界指的是西班牙、美洲和死神的领地。作者在为人物画像时，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这也正是该书的成功之处：一是难确地把握住人物的生活背景，然后按照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人物个性来塑造他的形象，从而使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二是采用漫画的技巧，以变形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那些引人注目的特征，而不去表现那些次要的方面，同时以抒情的笔触使人产生联想，以便体会那些“只需意会而不必言传”的人物品格。由于希梅内斯具有诗歌和绘画两方面的天赋，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又丝毫不使人感到作者在随心所欲地侃。比如卢文•达里奥，这是诗人的先师，也是他曾经崇拜的偶像。1916年，他在旅途中得知达里奥逝世的消息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是的，他游荡的夜莺
　　 已使他深入美洲
　　 那平静……平静的心灵！
　　
　　 当希梅内斯为他的老师画像时，已经时隔二十五年。在这期间，他有充分的时间思考、琢磨、想象，他把这位现代主义诗坛泰斗比为“大海的奇才”和“外交官的假象”，他将神话的比喻和日常的口语编织在一起，从“彩虹、竖琴、星星、美神维纳斯、海神尼普顿”写到日常生活中的“礼帽”和“坎肩”，如此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感到达里奥“命中注定的不幸”。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的诗歌世界与困扰着他的世俗生活是何等的不谐调！雅与俗的对立，光芒与阴影的反差，神话的光辉与资产阶级的黑暗相反相成，希梅内斯正是这样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地对“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进行准确、鲜明、生动的刻画。
　　
　　 对自己的作品从不满意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首先是进行自我评论。他在《致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的信中说：“凡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对自己一系列似乎算是诗歌的作品从不满意。这不是信口开河，我每天都在用自己推敲和修订作品的行动证明这一点。首先，我追求作为创作者而写的诗歌，并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批评，然后才进行一般的诗歌评论，就好像我本人并不是作者一样。”经过反复修改，1917年他在纽约出版了笫一部选集，其中包括从《白睡莲》和《紫色的灵魂》到《夏令》的作品。1922年出版第二个选本，包括从1898到1918年的 522首诗作。1957年他又出版了包括720首诗歌的第三个选本。未能完成的选集《向往和被向往的上帝》是他去世后于 1964年出版的。
　　 当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一位瑞典记者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是那些像阳光照耀一样朴实无华地产生的诗人之一，是一个偶然而朴素地产生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天赋才华的诗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诗人何时诞生。我们只知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我们看见他，听见他，恰如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朵花。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
　　
　　 的确，希梅内斯是一位天才诗人，一位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用心灵写作的诗人。
　　 为了把这样一位卓越诗人充分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我应丛书主编之约，邀几位同行，在本书重印前，对译本做了较大的增补。除扩大诗歌选收面外，全译了诗人的散文名著《普拉特罗和我》，选译了书信三十四封。希望希梅内斯更广泛地深入到我国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