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台湾)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犹豫，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
那是1973年，我15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了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被关进监狱。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前低声道：“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的老板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停了片刻，才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
我心里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低声说：“200元。”这价格比一般的书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将书立即收进书包。走出书店，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与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陈映真和《将军族》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大家立即抢购。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将军族》就被查禁了。朋友阿力知道以后，赶紧通知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在一家卖参考书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因为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所以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共产党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查禁，是不必问原因的。
大学时代，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华盛顿大楼》以及在蒋勋主编的《雄狮美术》上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我才知道，他们曾一起“为思想坐牢”。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少年补鞋匠”封面，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后，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1982年左右，(国民)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的帽子，但他却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的“台独”论者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地，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心底，却怎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会是所谓“霸权”“大汉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不禁想：17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厘米黄色小电影的(那年代还没有录放机)，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
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的。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仍旧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翻译者都写“巴克”。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月。当时的武侠小说用新闻纸印刷，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20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成司马翎。

殷海光和文星
从李敖的书，我们打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历史之门。为了解那一场论战，我们到图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复观、雷震、《自由中国》的历史。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哈耶克的书、逻辑实证论、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总之，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去五权路上的PUB里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听那种音乐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仿佛被摆在角落里100年了。我心想，不会是它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法言宣。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我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5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地查字典，逐句逐句地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带进来的。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独门武功。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1930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议印哈耶克的书，但老板似乎对我们要出的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

传播禁书被捕的故事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个部分。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1946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抚“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先是到花莲教书，后来回台北。1950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年轻人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向当局告密。
李明儒被捕，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送绿岛感训3年。3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3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8年的牢，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

自己写禁书
1981年，大学毕业不久，刚上研究所一年级，一个朋友参与了当时一本刚刚出刊就被查禁的《进步》杂志。随后，林正杰、谢长廷、陈水扁、蓝妙龄4人首度以“党外新生代”为标榜，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我们都参与了助选。
助选中，我认识了陈庭茂。当时旅美学人陈文成因曾资助过《美丽岛》杂志，回台湾被警总约谈，后来竟陈尸台大校园。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也出来助选，控诉他儿子死于谋杀。选举结束后，《深耕》杂志准备出一本陈文成纪念集，总编辑林世昱找我写陈文成的弟弟对哥哥被约谈前的回忆。
访谈过程相当长，我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陈文成并无警总所谓的自杀倾向，而是充满希望，而且警总在约谈前，已经被跟踪监视很久了。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只是在约谈过程中，很可能陈文成不合作，被警总刑求致死。我写了约8000字左右的稿子。文章当然署他弟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许久，抽着烟，摸着额头，仿佛头痛无比，良久，才笑着说：“稿子是写得很好。只是我们得一起看一看，要不要为这篇稿子，和警总打一架。”
“我们”指的是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开会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发给他们当场看，并当场决定要不要删节。我坐在编辑部外面，有如等候审判。
会议结束，林世昱出来了，他用一种男子汉的口气说：“好啦！大家决定为了你这一篇去打一架了。”
为什么说“打一架”？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依照出版法，得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可查禁。于是杂志、书籍出刊时，警总的人往往守在印刷厂门口，书还未出厂，就被查扣了。为了取回书，杂志社的人就得守在印刷厂，万一他们出现，大家就一起来抢书。而抢回来的少数本书，就变成海内外的孤本。印刷厂门口因此变成打架的地方。问题是：谁去打比较可以让警总客气一点，不敢太嚣张。
《陈文成纪念文集》印出来的时候，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厂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和警总抢书，并且通知了报社记者。但或许是因为陈文成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国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动作太大，准备冲突的意图太明显，警总没来，架没有打成，但书还是查禁了。
当时许多党外杂志常被查禁，就演变出新的对应办法。总之，警总的人要的无非是向上级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个印刷厂印刷，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但私底下还有其他印刷厂正秘密地印着。最后，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
由于市场需求太大，党外杂志销路大好。即使警总在印刷厂查扣了一批书，还是大有利润。党外杂志与各种禁书应运而生。
从翻译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从郭廷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甚至连简明本的《资本论》都换一个名字如《政治经济学》出现。台大新生南路上还有专门卖三四十年代或大陆翻印书的地点。那时候还未有版权问题，翻印一本算一本。影响当时一代人的思想之深远，实难以估计。

禁书时代的约稿与编辑
写完陈文成的故事之后，林世昱曾希望我进去《深耕》当编辑。然而这时我暑假完成的报道文学作品《矿坑里的黑灵魂》被另一个党外杂志《大地生活》采用，他们希望我进去当编辑。
虽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优渥很多，但我终于觉得写作报道文学比较适合自己的兴趣，决定进入《大地生活》。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个，康宁祥《八十年代》，由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许荣淑的《深耕》，由林世昱任总编辑；《大地生活》杂志，由汪立峡任总编辑。每一本杂志的编辑都不多，写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约来的稿子。
由于司马文武出身《中国时报》，有不少记者的人脉，《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记者匿名写的。
《深耕》也有一些记者来写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轻人写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则以报道为主，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小说家陈映真、历史研究者王晓波等，是长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陈映真碍于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总派有专人监视他，所以一律以笔名发表，每一期都要换一个笔名。
说起来很有趣，这些杂志当时都是被监听的，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约作者见面的时候，都不说什么事，而只是说出来喝一杯咖啡。而记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记者如果有稿子要交，会从公用电话打进来，也不说名字，你得从声音判断他是谁。他也不说什么事，只是说：“你要吃的东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吗？”有时候我会故意说着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对方笑起来。
“好啊。那我下午过去吃吧。”
当时办党外杂志既紧张又压抑，大家偶尔会喝酒取乐，放松一下。党外杂志也只有3个，都是月刊，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上“故宫”对面山边的土鸡城，坐在野外亭子里，直喝到半夜，还兀自闹酒。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众人习惯逞英雄，自称喝啤酒不会醉，只是不断上厕所，“荼毒卵鸟”而已。

30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财务本就困难，办到第十期决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员”苏秋镇第一个在质询中指出：台湾现在还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们已经关了三十几年，该付出的代价也付了，人也老了，政府为什么不释放他们？
当时政府的答复是：监狱里面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没有关三十几年的政治犯。苏委员搞错了。
这时，我们认识的作者中有一位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日非常热心，大量阅读日文书刊，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书，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照顾，过年过节，就会和我们聚餐。他很快来见面，表示台湾确实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许多监禁三十几年的政治犯，从青年关到老年，现在都垂垂老矣，他们还在狱中。他表示可以安排一个人和我见面，接受采访。这个人在里面关了24年，对绿岛老政治犯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可以开出所有关了三十几年政治犯的名单。
那个人就是卢兆麟先生。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每个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说明他们为什么入狱，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最后，在我的要求下，他安排我去采访一个老政治犯的母亲。
政治犯的母亲年纪非常大了，却只是用悲伤的口吻说：“啊，那时候，他在读中学，那么年轻，什么事都不懂，喜欢打‘野球’(日语称棒球为“野球”)，也喜欢读书。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读书，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30几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却等不到他回来啊！我每一日都在这里拜拜，希望他早一日回来……”
我坐在她家的饭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无言，神明无言。这个政府还不承认的30年政治犯，是母亲心中那个年轻的、爱读书的孩子。读书，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大地生活》决定以这个当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吴耀忠画的封面，以反白来呈现。
当时因为怕这一期杂志被查扣，我们特别保守秘密，送印刷厂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八十年代》司马文武那里，万一我们被查扣，就由他们接力再刊登。
杂志出来后，没有在印刷厂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还是偷偷卖。拿到书的苏秋镇公布名单，质询政府证据齐全，怎么会没有30年政治犯？政府终于无可抵赖了，在往后的一年多里，陆续分批释放政治犯。

阅读的开放时代
古代书生上京赶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庙里。寺庙往往有庙会，附近的千金小姐会来上香，于是在后花园和书生相遇了。他们只是这样见一面，竟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小姐回家后，相思一个多月，才发觉怀孕了。而书生已经上京赶考去了。于是就发生了诸般生离死别、还魂离魂的故事。
以前读至此处，甚为不解。以为这样的爱情，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后来才知道，古代禁忌太多，千金姑娘未出过家门，所以一看到书生，就惊为天人，一下子爱得死去活来。如果在开放社会，平日姑娘与书生常常见面，多一些认识和选择，就不会如此。
开放社会的好处就是如此，多了选择，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会为了禁忌而爱。台湾社会开放后，书多起来了。时报出版公司后来还出版了《资本论》外带导读。出书当时，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还被老板要求说：“有事情，你要自己负责。”然而社会已开放，并未出事，还大张旗鼓地开了新书发表会。这就表明了台湾社会的渐趋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资本论》，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当初在图书馆的厚厚灰尘里，找到英文本《资本论》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和紧张，比幽会还刺激……
啊！那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字都是黄金，都是偷来的知识，偷来的火种，都是禁忌的爱情，让你在午夜梦回时，还暗暗地再三回味。
一个开放的社会，竟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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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禁书小史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记取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即进行书籍审查。从图书馆到民间藏书，从日据时代以降的日文书，到1945年至1949年从大陆进口的图书，只要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留在大陆未随着国民党迁台的学者的书，都加以查禁。图书馆里，派了专人查看，一本一本拿出来销毁。甚至日文本的社会学、社会思想丛书，都加以销毁。查禁的书本来就没有规则边界，权力自然被无限放大。
新出版的书籍，则实行事后审查，对有违碍者予以查禁，有些出版者还得面临牢狱之灾。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通过后，竟赋予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这引起台北新闻业者的反对，但未能改变形势。蒋介石甚至召集新闻业负责人，指示新闻报道原则。当时《中国时报》还特别写社论沉痛反省。
书籍出版的解禁，是在1980年代初期，因社会逐渐开放，党外杂志的兴起，大玩猫鼠游戏，而慢慢瓦解。查禁的书渐渐变少，而至于不再查禁。但报纸的解禁，则是1987年蒋经国亲自下令。自此，报纸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