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文

应该说，读舒芜先生的文章比较早，因手头有他的一部旧著，书名《挂剑集》。几次提笔想写写关于这部书的一些史料，终觉笔下沉重而踌躇再三。

《挂剑集》由海燕书店在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版于上海，三十二开本，印数仅一千五百册。列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第一种，这套丛书还包括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路翎的《求爱》、贾植芳的《人生赋》、孔厥的《受苦人》、吕荧的《人的花朵》等共十七种。因为《挂剑集》印数少，以至一些专门研究舒芜及胡风与“七月派”的学者，亦未能见诸此一版本。

本来，舒芜列入这一文丛的书名为《生活唯物论》，是一本通俗的哲学普及读物，胡风为此作了推介，说“青年哲学家舒芜的出现，在后方读者社会中造成了一个惊奇。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深深地剌入现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书是为青年读者写的一本哲学讲话，但却是全力把最高的原则揭示了出来。因为是从现实生活要求提出问题的，所以毫无难懂之处，用小说式的对话体，活泼而生动，有很高的独创性”。这里，胡风不仅从内容到形式对该书作了评价，更在字里行间透出对舒芜的欣赏与爱才之情。这也是最早见诸文字的胡风对舒芜的评价。胡风曾寄希望于舒芜，能写本哲学入门读物，来替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知何故，此书没有刊印。另改出《舒芜杂文集》，在即将付梓前，舒芜接到胡风的来信说：“杂文，也许可印，但还得改用一题名，为什么这样急地用大排场的书名呢？这对己对读者都没有生气的，××论著或文集之类，将来再用罢。”也许听从胡风的劝说，杂文集最终以《挂剑集》命名出版。

这是舒芜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惟一一部专著，令他倍感珍惜而难以忘怀。那年舒芜才二十五岁，在徐州江苏学院任教。五月在北平与北平师范学院学生陈沅芷订婚。回到徐州，得到刚出版的样书《挂剑集》，舒芜欣喜不已，立即寄了一册给未婚妻，并在扉页上写下满满一大片题词，开头就写：“我把这献给我的沅芷”。接着写道：“八年的抗战，在历史是伟大的，在人民是英雄的，……在我，目前所留下的却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长成于抗战之中，恰如小草长成于春阳之中，我汲取着抗战的养料，于是我才能有一份生命。就用这生命，尽我之所能，向抗战贡献出这点报答。‘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知就是这一点寸草之心，当能够全部拿出来的时候，春晖又早已熄灭，抗战又早已被绞杀了呢？于是，我只有把它当作挂出去的剑，聊以自慰，聊以自嘲。但现在，我把它献给我的沅芷了。我知道，我所失去于抗战的，她一定将加倍替我找回来”。

可见，舒芜是将新鲜出炉的《挂剑集》，作为定婚后的信物寄赠心上人的。同年八月，他俩在舒芜的安徽桐城老家成婚。谁能料到，结婚十九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任教于北京二十五中学的陈沅芷，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而《挂剑集》呢？似乎仍一直维系着他俩的恩情。舒芜在二ＯＯ二年十月写过一段文字，其中这样写道：“我送她的这本《挂剑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人世风波，居然还在，也许就是她在冥冥中实现我的愿望，替我找回失去的一些东西”。

无论是当年的题词，还是近年的回忆，在舒芜平和的文字里，都有着他或一腔热血，或波澜在胸的情感涌动。

在介绍舒芜的文字里，他的身份多是文艺评论家。这当然没错。而我最初的印象，他首先应该是一位杂文家，这是从读《挂剑集》中得来的。舒芜一九二二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一九三七年十五岁时，便参加桐城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队，主编《桐报》副刊《十月》，并发表平生第一篇杂文《即时行乐》。高中尚未毕业，已开始担任小学及中学的国文老师。

此书何以起名为《挂剑集》，在《题记》中，舒芜首先讲了一个典故。说延陵季子佩剑见到徐君，徐君喜欢此剑，而季子因有出使之任，有心献剑而未能。后徐君故世，季子遂遵从先前内心的愿望，将剑挂在徐君墓地旁的树上。
挂剑的典故，是一种崇高精神的美丽表现，常使人津津乐道。以此为书名，舒芜说：“我不能比拟延陵季子，更没有什么千金宝剑。然而，我自信于他之所以挂剑的心情，体会得一定不太错。因为，无须掩饰，心情的体会其实正由于心情的相通——这便是这书名的并无深意的来由。”

因为，当时抗战刚胜利，抗战的成果却被蒋介石政府独吞了。对此，怀着“寸草心”的舒芜，就有与季子一样的挂剑心情了。

《挂剑集》是舒芜杂文集，共收作者杂文五十篇，内容多涉及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除一篇《我的怀乡》可算作散文，其余包括少量书评、短论之类，均可算作杂文。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的两年，是舒芜杂文写作的第一个高潮。当时，抗战到了最后关头，民主与反民主之争空前尖锐。舒芜“在窒息和忿怒之中，拿起笔投入战斗。觉得有害的事物是这样多，一个也不该放过，一刻也不该耽搁，几天就是一篇，甚至一天写得出几篇”。这些杂文，大都以各种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在创刊号上，除他的长篇论文《论主观》外，尚有十二篇之多，占了该期刊物七分之二的篇幅。《挂剑集》中的杂文，有三十二篇即选自《希望》。舒芜刊于《希望》上的一系列杂文，显示出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少壮精进的思想锐气。这可以认为是舒芜最为春风得意的黄金时代。《“致身”法钩沉》《“拥护”古谊考》等篇什，可看出舒芜对历史掌故的熟稔，以及对封建社会的处世法则的深入剖析。而《“国字”号的奥妙》则可见舒芜对传统文字学中盲目崇拜“语词魔力”的讥讽。可以说《希望》是舒芜登上文坛的重要通道。亦可看出，《希望》主编胡风对舒芜格外的眷顾和器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挂剑集》以《吹毛求疵录之一》《吹毛求疵录之二》打头，这是读报感想，作者后改题为《读报二则》。由报上一则《协同启事》与一篇《摩登女郎不愿为妾，订婚日逃之夭夭》报道为由头，杂议妇女解放问题。这是目前读到的舒芜最早写妇女的专题文章，并由此成为他几十年来写作关注的一个聚焦点，一直到近年结集有《哀妇人》《平凡女性的尊严》等专著出版。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对妇女的命运、苦难、地位和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作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在《吹毛求疵录之一》的开首，舒芜写道：说是两人同启，只一人的口气在说话，可知所谓“协同”者，其实是“胁同”。最后的目的总之是“承建后嗣”，而这“后嗣”是为了“承继财产”的。这办法，把封建的婚姻观、生育观、男女观、家族观乃至人格观一齐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可看出舒芜杂文犀利的风格。后来他回忆道：“收在《挂剑集》里面，现在看来虽然幼稚，却是健旺的。倘若继续这样写下去，倒是正路。”可见舒芜对自己早年杂文还是敝帚自珍，相当欣赏的。直到一九八二年他六十岁后，才出版继《挂剑集》后的第二本专著《说梦录》，共收六十多篇关于《红楼梦》的杂谈。《挂剑集》出版三十八年后一九八五年，舒芜出版了《新挂剑集》，此书由诗人兼装帧家曹辛之设计封面，黄苗子题写书名。集中文章写作时间的跨度从一九四Ｏ年到一九七九年，早年《挂剑集》中的杂文，保留了二十九篇之多。这也再一次表明，舒芜不悔少作的勇气。而时隔六十多年，读他早年的杂文，仍感到咄咄逼人的思想的睿智与文字的生机。

七十初度，舒芜开始用电脑写作。先后“敲”出几百万字，有近二十种专著问世，二ＯＯ一年出版了八卷本《舒芜集》。尽管从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始得改正平反，中间有二十三年的写作空白。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是他人生第二春，创作新高峰。舒芜对年轻学人关怀备至，循循善导，我早有所闻。此外，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他的博学、坦诚与坚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次去拜访他，谈起他的电脑操作，令后辈自叹勿如。他谦逊地说：“不在于年龄，于光远九十多岁还用电脑呢”！

言归《挂剑集》。舒芜最终没有沿着当年“较得杂文之正”的路子走下去，没能成为一位专门的杂文家。原因当然很多，“其实也不过是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遭遇，加上文艺界的一些是非”。这自然使人联想到共和国的第一大案——胡风集团案，以及“舒芜现象”，已有不少专著及长文，对事件的各方作了许多回忆考证与反思分析。关于舒芜的功过，也曾引起学界的论争。我只是想，当事方都已进入暮年，不少人先后谢世。即便幸存者，也垂垂老矣，且病缠衰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均已身心疲惫，历史的因袭依然沉重于心。他们应该有个祥和宁静的心境安度晚年。各执一词无益澄清事件的真相，纠缠个人恩怨，也无济于汲得应有的教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需留待后人去评说，如此会有更公允、更客观的结论。争论与反思的目的，最终只能是也应该是——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更多人永远铭记这一份历史的沉重责任。

————问好韦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