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记忆之童年

锋凡

航运曾是上海与外地之间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当外地人坐船从长江口进入黄浦江后，又沿江一路南下，就会经过一个叫杨树浦的支流。
就在这黄浦江与杨树浦交汇处两侧的江岸上，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建了许多工厂，有发电厂 (1882年)；自来水厂 (1883年)；纺织厂 (1890年)；自来火厂 (即煤气厂) (1932年)等等。选在杨树浦地区建厂，是因为其时土地空旷，方便利用，把工厂开设在临江沿岸也考虑到航运和取水的便利。
当工厂初具规模后，陆路交通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沿途各个厂家的马路修筑完成，路名就叫杨树浦路。
这条道路还把杨树浦地区与虹口和市中心连在了一起。
之后的杨树浦路路面上铺设了一条有轨电车交通线，它每天沿着闪亮的铁轨“叮叮、铛铛”地穿梭行驶，不但方便了上下班的工人，也使杨树浦地区内外的人员往来更为快捷。
在工厂的马路对面沿线建造了相当规模的石库门式房屋，主要供在工厂里干活的劳工阶级居住。在石库门居民区的周边不成形的地块里，则不断有人搭建出乱七八糟的、简陋的棚屋住所，凡临时工、小贩子、拉车的、拾荒的、刚从外地来沪还没找到工作的等等，多是栖身在这里。
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使得各类商业店铺及服务业行当也在居民集中的地段渐次发达，于是杨树浦这个地区开始“人烟扑地”，生活变得兴旺起来，从而成为杨浦区城市化的发源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厂作坊的开设和民众的居住区逐渐从沿江一线往北扩展到了平凉路一带。后来从黄浦江的杨树浦岸边至平凉路之间的这块狭长地带都被纳入了公共租界的范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成立了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曾数度扩张地盘，它最东面的边界一直抵达顾家浜，即平凉路、军工路处)。这是杨浦区区域里最大的一块租界，此时其它的后来属于杨浦区的地域，大部分都还处于农田村舍，小桥流水的状态。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里，唯有上海市被称作大上海；在上海各区县里，只有杨浦区被称作大杨浦。前者是尊崇，仰慕的意思；后者则带有调侃，嘲笑的意味。杨浦区除了由农村向城市化转变姗姗来迟外，还因为它最早就是一个工业区，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卖苦力的人，再加上一些贩夫走卒、叫化子。解放前他们被上层社会看不起，被中产阶级看不起，被小资看不起，甚至被一般小市民看不起。解放后虽然阶级的层次被迅速抹平，但这种歧视劳工的观念仍然留在人们的脑子里。到了现在，阶级的层次再度凸显，歧视劳工的观念重新激活，比如推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宣扬小资情调等等。由此可见，卖苦力的终究还是被人看不起，这是资本社会的固有特征。
我的家一直住在杨浦区，所以本文的开头就是从杨浦区的话题说起。
据地理知识上推断，上海的杨浦区这块土地是在唐朝以后才逐渐成为陆地的。
我小时候的杨浦区区域，大致范围是东至复兴岛；南至黄浦江边；西至大连路，与虹口区毗邻；北至走马塘，与宝山县接壤。
区里的交通干线有四横四纵，四横是东西走向，自下而上为：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和控江路；四纵是南北走向，自左往右为：江浦路、宁国路/黄兴路、隆昌路和军工路。
杨浦区与浦东川沙地区隔江相望，辖区内在黄浦江边设有四个轮渡站，从东到西为:
一个在复兴岛上。
一个在杨树浦路、宁国路处(后来建造的杨浦大桥就是在这里跨越过江)。
一个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处。这里同时还是汽车轮渡站，轮渡口非常繁忙，整日价都排着汽车长队等着过江。这里又是上海渔业的一个分销点和集散地，因此人们又把这个地方叫做“鱼市场”。
最后一个在杨树浦路、大连路处(现今的地铁四号线的过江隧道就从这里穿越)。
自解放前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末，杨浦区的商业网点中规模较大，较为繁荣的有三处:
一处在平凉路、通北路一带，俗称“八埭头”，这里有一家饭店叫“沪东状元楼”，名气较响；还有一家“康明照相馆”也较出名。
一处在长阳路、大连路一带，与虹口区接壤，离提篮桥不远。
一处在杨树浦路、松潘路一带，这里也是集中开着许多的杂货店、食品店、小吃店、绸布店、五金店、文具店等等，还有菜场和澡堂子。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老年人，穿着臃肿的黑色棉祆、棉裤，双手笼在袖口里，佝头缩颈地坐在浴室外墙的墙脚下孵太阳。
此地还有一家“大中国饭店”，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做的菜肴属于扬帮莱系。这家饭店在这一带是属于最高档的，住在周围的人凡有重要的下馆子都按排到这里来。
还有一家“天真照相馆”，我父母的结婚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附近还有60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
以上所说的这些地方的商店，店面风格都差不多，都是利用石库门建筑沿马路的楼面来开店设铺。店面有的一两个开间，有的三四个开间，早上开张时要下排门板；傍晚打烊时要上排门板。排门板一般是四五十公分左右宽，板面上都要写上记号，如甲、乙、丙、丁或一、二、三、四等，这样上门板时顺序才不会搞错。每家店的柜台上必放有算盘，做买卖时，算盘一扒拉，银货两讫。
我父母是在我父亲单位的宿舍——隆昌公寓里结婚的，数月后我父亲单位就分给了他们新的住房，新住房位于平凉路上的宁国路至眉州路之间。
在平凉路宁国路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片石库门建筑，沿平凉路向西分布。这个石库门居住区叫“文德里”，文德，取之于孔孟之道的“文章道德第一”之意。在文德里的三分之二处被一条南北向的渭南路拦腰隔开，路西的文德里就被称之为“西文德里”，解放后改名叫“新华里”。我的第一个家就住在这个新华里的xx号前楼。
所谓前楼就是石库门住宅的二楼(窗户朝南)。这里的住宅已有些年头，楼上的木地板也很陈旧，有的地方踩上去“咯吱、咯吱”地作响，有些裂缝大的地板上还钉上了长条子的铅皮补丁。
二楼上面还有个三层阁，由我大伯一家三口(大伯、伯母及堂姐)居往。因为他们在乡下老家的住房被失火梵毁了，所以就举家迁徙到了上海，投靠在我家，他们家住的三层阁也是属于我家的。
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朝北是一间亭子间，亭子间里住着一户宁波籍人家，一对小夫妻带一双儿女。女孩年龄比我大点，小名叫“毛毛”；男孩比我小些，大家都叫他“小弟弟”。
在二三层之间，朝北是一方晒台。
住在楼上的人家都是从底层的后门进出，后门一进来是一间数家合用的灶披间(厨房)。一个门牌号里住多少人家，灶披间里就放有多少个煤球炉子。各家烧炉子的燃料——煤球都装在破旧的竹篮子里，地上到处散落着黑乎乎的煤屑。煤球需凭煤球卡购买，出了弄堂北面的大门，斜对面的平凉路上就有一家煤球店。店里的地上鸡蛋般大小的煤球堆得像小山一样，买卖的时候，店员用形状像吃西餐用的大铲子来铲煤球。早上生炉子的时候，弄堂里炊烟袅袅；每个灶披间四周的墙壁都被烟熏火缭得呈黄碣色。
我晚上有时到亭子间去白相，那对年轻夫妇女的戴眼镜，男的有两样收藏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糖纸头；一是香烟牌子。
他收集的糖纸头品种繁多，花样百出，都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地夹在书本里，像新的一样。特别是玻璃纸的糖纸头，若把它平放在手掌心上，它马上就会自动卷曲起来，甚为神奇。我多次翻看他的糖纸头，最喜欢其中的一款蓝色调大头娃娃图案的糖纸头，曾经为之梦寐以求。
他的香烟牌子也有很多，大小如火柴盒般见方，图案有京剧脸谱，水浒一百零八将等。虽然纸质、印刷都很粗糙，但在当时已属不错的艺术品了。
每天凌晨时分都有雄浑高亢的吆喝声响起：“倒马桶咯!”于是各家各户都响应号召，开门把马桶拎出去倒。我在睡梦中依稀可以听到运粪车行进时的隆隆声，由此我想当时我们弄堂里的地面可能铺的是弹硌路。
在弄堂的某个拐角处有一处露天的小便池，当有人站在那里解手时，任何的男女路人都熟视无睹、旁若无人地在他身后走来走去。因为弄堂比较狭窄，人多时甚至会相互碰擦到。
有天晚上我正在此处小便时，巧遇我大伯下班回家，他也来与我并排方便。我大伯一家到了上海后，他经人介绍去了川沙一家工厂工作。每个星期一的一大早赶去上班，从复兴岛轮渡过江后，在庆宁寺坐“沪川线”的小火车，到终点站的前一站——“暮紫桥”下车，他的厂就在这里附近。一个星期都住在厂里，直到礼拜六下班才回到市区的家。我伯母则一直无固定工作，先是拉了几年“劳动车”(即人力拖车)，后来又到某幼儿园去做了勤杂工。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南市“城隍庙”里的同学家去，发现他们家附近的小便池竟然还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个样子，由此可见，这种弄堂式的厕所文化也是老上海的风情之一。
按照我们乡下的传统，通常是选定一些字并排列成序，每个字代表一代人，以此来体现姓氏家族的传承关系及据此编列家谱。后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姓名的中间都要用上代表辈份的这个字。我这一代人轮到“茂”字，也就是说我是“茂”字辈，因此我的姓名中间应该有个“茂”字。比如我姓Y，起名字就要叫Y茂才、Y茂林、Y茂新什么的。我祖父是“恒”字辈；我父亲是“作”字辈，他的姓名中间就有个“作”字。但他参加工作后把自己的旧名改成了新名，名字中间的“作”字也取消了。所以在给我起名字时他也反对在新社会还用老的规距，于是给我起的姓名中间就没有了这个代表辈份的“茂”字。自我以下的弟妹们也都没有，唯一保存有“茂”字的是我堂姐的姓名。
我小时候没有入住过幼儿园(在我们家五个子女中只有我三弟进过幼儿园)，我伯母此时正在附近一家幼儿园做临时工，有一次她带我到那里去玩。我看见里面的馒头都做成鸡、鸭、牛、羊和兔子等动物的形状，上面还点着红红绿绿的颜色，非常富有童趣。里面的小朋友们都戴着干净的围兜，排排坐、吃果果，快乐地生活着。我看了，真的很羡慕他们。
我奶奶住在我家，我是长孙，从小就是由她带大的。有一次我把一分钱硬币吃进了肚里，奶奶就炒韭菜给我吃，这个招数很灵，第二天我就把硬币给拉了出来。
有一天不知怎么我一个人在家，中午等着父亲从单位里给我送午餐来吃。我一边等，一边唱着刚学会的歌曲: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等了很久，饿到歌也唱不动了，才把午餐盼来。
那时候我们小人到了炎炎夏日里，头上总免不了要生“热疖头”。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热疖头”化脓结痂以后，创口处的血腥味引来苍蝇无数，挥之不去。“热疖头”一般是等到成熟后，挤掉脓头，即可自愈。但我有一次头上左太阳穴处生了一个特大型的“热疖头”，肿得很厉害，这下家里人无法解决，就只能送到“纺二医院”去动了一个小手术(根据病历卡上的记载，这天是1961年8月19日)。因此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一块疤痕，直到永远。
还有一些小孩头上生“癞痢”(我不知道“癞痢”是否就是“热疖头”)，用紫药水涂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首儿歌唱得好:

六月(农历)里格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呀呀里青牙来。……

“纺二医院”的全称是上海市纺织局附属第二医院，杨浦区的纺织厂都与这家医院有对口关系。我母亲在纺织厂工作，而且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所以当时我有什么毛病，都找这家医院诊治。我还有一张“国营上海第xx棉纺织厂家属诊病证”(附图)，上面贴有我的照片，证件上注明至1972年3月27日失效(即年满十六周岁)。
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纺二医院”调换新病历后，把一部分换下的旧病历(门急诊记录)退还给了我，这部分病历的时间起止是1959年12月11日至1965年2月13日。
病历卡开头的第一篇是1959年12月11日我去看病，病情是“两眼常生眼屎已半月”诊断下来是患了急性结膜炎。后来1962年1月11日去看病，“两眼红，眼屎多”，也是得了结膜炎。
其中还有一天1960年2月19日去看病，病历卡上记载:

眼睛黄数天，味口尚佳。37.2度(体温)
查:巩膜黄染/肝于右肋二指

化验了若干指标后，诊断为患了传染性肝炎。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所以医院除了配药外，还给我开了“营养证明一月”。
我们家周边马路的命名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似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东面最近的一条是渭南路。渭南，陕西的。更东面的一条是宁国路。宁国，安徽的。往南去不远有一条横马路，叫沈阳路。沈阳，辽宁的。再南去是杭州路。杭州，浙江的。西面的一条马路叫眉州路。眉州，四川的。北面靠近的马路就是平凉路。平凉，甘肃的。
我们家的弄堂有两个进出口，一个开在东面的渭南路上；一个开在北面的平凉路上。
从渭南路往南走不远有一个小菜场，再往后有一个看戏的地方，叫做“楚城戏院”，专门上演江淮戏(淮剧)。虽然这个戏园子条件很简陋，又处在极不显眼的地方，但它却是上海滩老一辈淮剧艺人的根据地。因为在我们周围地区里的居民大都是苏北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淮剧在这个地方发展得特别红火。在上海生存的各个戏剧剧种里，可以说淮剧是最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的，淮剧的名角筱文艳，在当时更是我们这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名气最响。
文革后工宣队撤退，我厂有一人是派驻上海淮剧团的工宣队成员，淮剧的另一名角马秀英亲自带队把此人欢送回我厂，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从我们家北面弄堂口的平凉路到南面的杨树浦路有一站路的距离，在这个范围里，除了上述两条马路单边的沿线各有一片石库门住宅外，两条马路之间的中间地带充斥着许多破破烂烂的棚户住所。
在平凉路的马路对面也是一大片简棚陋屋的居民区，沿路边开设的店铺也都是开在低矮破旧的瓦屋平房里，与前面所说的开在石库门建筑外围的店家相比，明显要寒碜多了。
平凉路上的弄堂口正对着马路对面一家饮食店，这家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老虎脚爪”卖，这种饼一类的食品皮脆馕松，香甜可口，非常好吃。
饮食店的两边是许多各类的小店铺，包括上面所说的煤球店。在东边靠近宁国路的地方有一家棺材店，兼卖其它殡葬用品。
我家后门斜对面的一户人家死了人，有运尸车前来运尸。运尸车是用三轮摩托车改装的，用白布包裹的遗体就放进了摩托车右边那个狭长的匣子里。这家人家还请了一些身披袈裟的和尚来念经，为亡灵超度。
某日，远房亲戚家里有人病故，奶奶前往吊唁，把我也带了去。死者的遗体尚停放在家中的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通黄的草纸。我奶奶与死者的妻子见面后，两个妇人就手拉手开始对哭。她们边哭边叙说，像唱山歌似的，我听不出其中的内容。后来我在别处又听过类似的几回，觉得这种哭丧的腔调都大同小异，可能有一定的制式。后来看报纸，了解到原来这属于一种民间哭歌文化的范畴，层次比较高的，像南汇沿海地区流行的哭丧歌，还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吊唁时，除了边哭边唱外，还用绢头(手帕)拭泪，再朝地上擤几把鼻涕，边上有人自然会把握分寸，到时就会出来劝说几句，于是哭声嘎然而止，恢复平静。她们又像平常一样促膝谈心，拉起家常。
1958年10月沪东工人文化宫落成，后来我们都把它简称为“东宫”。“东宫”座落在平凉路南侧的宁国路至临青路之间，它的落成，标志着解放后杨浦区的区域中心开始形成。
“东宫”的对面建造了杨浦区最大的百货商店一一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俗称“杨百”。在“杨百”的左边先后开出了食品店、服装店、鞋帽店以及“杨浦酒家”、“红光照相”、“青云理发店”、公共浴室等。在这一地区还前后开设了银行、邮局、新华书店、杨浦区图书馆、“杨浦游泳池”、“杨浦电影院”、杨浦区中心小学、“纺二医院”等。区委，区政府也曾一度想要迁移到这里来。这个新兴的区域中心与上面所说的八埭头、松藩路等几个老的繁荣点相比，不但规模更大，更全面，也更现代化了。
从我家出了弄堂口，到这个新兴的中心区域不过一二百米距离。以前我们这里一直是属于松藩路商圈的，现在近在咫尺的新的商业、文化圈的逐渐形成，我们的消费场所当然也随之转移。
某晚，父亲带我到“东宫”去玩。在二楼的一间活动室里有供儿童玩的“骑电动马”，所谓电动马就是用牛皮做成一个仿真的马头和马背，油光锃亮的，皮马的下面有机械传动部件。小孩子坐在马背上，抓住把手，工作人员打开电门，这匹载人的皮马就会上下前后地运动起来。每个过程两分钟，骑在上面晃悠一下比幼儿园里的骑木马好玩多了，我当时很想骑一下这匹马，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有骑成。
由于位于平凉路上的区域中心形成，使得这条平凉路成了杨浦区最主要的马路，特别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一段，东连区域中心；西至区委，区政府附近。
那时候马路上的游行特别多，平凉路成了许多游行队伍必经的路线。我小时候最早的开开眼界就是从在马路边看游行开始的，印象比较深的有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七十周年的大游行，杨浦区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重镇，自然是游行的声势最为浩大，甚为壮观。还有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国庆十周年大游行，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捧着小矮凳到马路边去坐好，看着热闹欢腾的游行队伍一拨一拨地从眼前走过——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彩旗飞扬、舞龙舞狮。
除了这些庆祝性的游行外，还有若干示威游行也印象颇深。
比如支持刚果(利)(该国当时的首都叫“利奥波得维尔”)，声援卢蒙巴的游行。(该国后来曾改称“扎伊尔”，我国还是继续同该国的蒙博托政府打交道。)
比如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游行，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除了喊口号外，还唱一首歌: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密密的阳光照进我的心爱的哈瓦那。……

(之后几年里我国人民消费了不少的古巴砂糖。后来古巴靠近苏联，与我国关系疏远。再后来古巴出兵埃塞俄比亚，中古关系更加不好。再再后来“苏东剧变”，中古关系又开始好了。)
比如支持多米尼加，也是反美的示威游行。(到现在都四十多年过去了，多米尼加仍然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没与我国建交。)
我虽然看过许多的游行，但因为人小，所以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只是图个热闹而已，如同看“万花筒”、“西洋镜”一般。

那就是说辛鸣兄今天还在童年时代，可喜可贺！你还长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