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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七年初，街头上的传单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已被造反派所掌控，还新出了一种《红卫战报》；二是升级换代，油印的传单已转变成各种铅印的刊物和小册子；三是大字报上街，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取代了传单的即时效果。 传单没有了，我们抢传单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缺零用钱花，所以就把千辛万苦抢来的传单都弄到废品收购站去当废纸头给卖了，两分钱一斤，十多斤卖了两角几分，我觉得好似发了一笔横财。 八月中旬，北京传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18日电: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注:后来红卫兵就把“八一八”当作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 林彪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 “……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注:这就是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提法的由来)。 ……” “八一八”大会后，北京的红卫兵率先上街搞“破四旧”的行动，并很快波及到上海、天津等一些城市。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从早到晚，上海的学生统一行动，纷纷走上街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行动。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举大肆宣扬，并且报道了社会舆论热烈支持的态度。《新民晚报》还根据读者的建议，当即决定从八月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 我们这儿上街搞事的都是中学里的一些高年级学生。在以控江路、黄兴路十字路口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之内，就有六所中学：凤城、本溪、靖宇、新宾、控江和双阳。在一公里之外的周边还有少云、铁岭、鞍山、延吉、永吉和树人等中学。二十三日这天，是农历的处暑节气，但天气依然炎热。从上午开始，来自上述中学的一些学生就活跃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是从上午开始就跟在某些中学生后面轧闹猛。或抢他们撒的传单；或看他们刷标语；或听他们宣传演讲；或围观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我家所在的周边地区刚从农村变为城市才十多年，属于新社会建立起来的街区。这里既没有什么老字号的店铺；又没有什么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设施，所以学生们“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我们这里难以找到下手的目标。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比如凤城路边上的小书摊，就是在这天被取缔了。 改名是这次“破四旧、立四新”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这儿也不例外。上午的时候，我曾追随一帮凤城中学的学生，看他们去改路名。他们预先在纸条上写好新的路名，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后，就把新路名的纸条贴在路边钢筋水泥制成的路牌上，以覆盖住原来的路名，这样一来，改名就算完成了。比如我家边上的这条凤城路，被改名叫钢铁路。我当时就想，凤城路改叫钢铁路，凤城中学岂不是也要改叫“钢铁中学”了。 这一天全上海被改名的道路、店铺和招牌等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的改名都是学生们的一时胡闹，没过几天就作废了，不算数的。这天的作为只是改名的预演，在其后进行的认真的、正式的改名浪潮中，还是有一大批的厂名、店名、影剧院名、路名等被改掉，而且确定了下来。比如我后来工作的单位，文革前叫勤建xx厂，改名后叫xx十二厂；比如民光被单厂，改名后叫被单七厂；比如和平电影院，改名叫战斗；天蟾舞台改名叫劳动剧场；比如我家附近的黄兴路，改名叫宁国北路。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黄兴路路名改掉，以为是这个“黄”字当头不好的缘故。直到八十年代初，宁国北路才重新改回叫黄兴路(注:下文在黄兴路改名期间均把黄兴路称之为改名后的宁国北路)。 七十年代家住平凉路、军工路处，附近有一家照相馆，名叫“红浪”。林彪事件后，一九七二年，局势有所缓和。在某种风潮的影响下，这家照相馆也重新推出花式照相的业务，这是对文革以来严肃、刻板风气的一种反叛。很多住在附近的少男少女们都闻风而动，趋之若骛，前去留影。我也赶时髦，去拍了照半身像。着新买的运动衣，头发梳梳好，30度侧面，微笑，照片带花边的。 不久，xx中学的一些红卫兵得知情况后，写来了大字报，并把它张贴在照相馆沿街的玻璃橱窗上。大字报批判这家照相馆搞不正之风，倡导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是封、资、修思想的回潮等等，引起路人驻足围观。由此迫使照相馆不得不在业务上改变做法，有所收敛。又因为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红浪，还是黑浪？”所以过后不久，照相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店名也改了，由“红浪”改名为“海光”。即使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不再改回去。 继续来说八月二十三日发生的事。到了这天的下午，一些中学生行动的重点转移到围剿“三包一尖”上。所谓“三包”，就是“包头”、“包脚”、“包庇股”。“包头”指的是抹油、吹风和卷烫的头发；“包脚”指的是小裤脚管；“包庇股”指的是某种紧身裤。所谓“一尖”，指的是尖头皮鞋。“三包一尖”被认为是旧社会小开、阿飞穿着打扮的特征，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所以就被列入了这天“破四旧”的任务之一。 学生们先是在大街上搜查“三包一尖”者，后来开始拦截公共汽车，要求乘客们都得下车接受检查。南北向行驶的60路公交车，从松潘路到五角场，相当于从工厂到农村，这种车子上的乘客没什么好查的。学生们就把目标集中在了东西向行驶的61路公交车上，特别是从上海方向(由西往东)开过来的。 到了下午四点多钟，马路两边的大街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我当然也在其中。人们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控江路、黄兴路路口不远处有一个站头，每当有一辆西边开过来的61路靠站停车，起哄的人群就将它团团围住。接着，车上的乘客都要逐一下车，被学生查验是否有符合“三包一尖”条件的。有一个男子的裤脚管拳头伸不进去，于是被判定是“三包一尖”之中的“包脚”，学生们用剪刀当场将他的裤管从侧面剪开一道半米长的口子。有一个女人穿了一双皮鞋，明显是尖头的，而且还是高跟鞋，学生们就把她带到商店里，要她另外买一双鞋穿。 马路对面的百货商店里，卖鞋帽服装的柜台都设立专柜，接待“三包一尖”者前来换装，以此来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理发店更是密切配合，凡被学生押送到店里来的男女“包头”者，店方一律免费给他们把“包头”处理掉。理发店自身也采取“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从此取消了吹烫、美容等业务，理发店实际上变成了剃头店，门口一侧总是旋转不停的“三色筒”也就此被摘掉了。 这天，控江文化馆放映的电影是故事片《打击侵略者》。下午的时候，控江文化馆的大门口就竖起了一块木牌子，上面贴着一张纸，纸上用毛笔写着八个大字：“三包一尖，不得入内！”并派有专人与学生一起把守，简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三包一尖”者无可逃遁。 这些天，控江文化馆正在轮番上映电影《突破乌江》、《打击侵略者》和《海鹰》，我都去看过了。 《突破乌江》讲的是红军长征中的故事。我对片子里一个红军女战士比较有印象，她的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比较喜欢女人的这种装扮。 《打击侵略者》讲的是抗美援朝时的故事。其中抓到一个女俘，原来她是我们在敌人那边的卧底，自己人，就把她蒙上眼睛，用吉普车送到了我军的指挥所。 《海鹰》讲的是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时发生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女民兵(好象是王晓棠扮演的)，头戴钢盔，英姿飒爽，只听到她大喊一声:“敌人打炮喽!”这一声喊，似乎开启了我内心深处一道隐秘的缝隙。 “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潮兴起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各家各户都开始自行清理门户。我父亲把家里很多的书都翻出来，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了。在卖掉的书里，有他读进修学校时的教科书，教科书里有一本是讲世界近代史的，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个刽子手在断头台前提着法国国王的脑袋向群众展示。 在留下的书里，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我当时对书名里的“斗争中学”四个字印象颇深，以为有一所中学名叫“斗争”。这本书讲的是解放军里三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瘳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的事迹。 当时供大家学习的毛主席著作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还有“毛选”（甲种本）和（乙种本）等。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当时有一首歌流传很广，歌名叫《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由女声小组唱，曲调很优美: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哎)，(嗨)心呀么心向党(哎)!…… “破四旧”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抄家。刚开始谈论抄家的话题时，弄得人心惶惶的。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议论着抄家的事，有的说每家人家都要抄；有的说不会每家都抄。有人提出，如果遇到抄家怎么办。大家都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藏好。怎么藏呢？大家又纷纷发表意见。我奶奶戴有一副金耳环，我提出来的办法是把金耳环埋藏在装米的米桶里，这样一来，抄家的人肯定找不到。大家都认为我说的办法不错。不久，我们就明确知道不是每家人家都抄，我们先前的想法只是在杞人忧天。 八月下旬本来应该是暑假结束，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由于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新学年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重大变化首先是“放假闹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署：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实行放假闹革命，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 由此可见，放假闹革命的整个假期将占用整整一个学年。我们小学虽然不在规定的放假闹革命之列，但在新学年开学两个月后，我们小学也放假了。不是闹革命，而是在家玩。 其次是因放假闹革命而造成在校学生的滞涨。 大学停止招生，应届大学毕业生暂不分配工作，留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校生基本不变。 因为大学停止了招生，所以中学里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末经高考，暂且留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中学里其它各届初中生和高中生均放假闹革命，也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 因为中学里的学生没有向上递进或析出，所以导致小学里的六年级毕业生无法在新学年正常升入中学，只得继续挂靠在小学里，也是放假闹革命。他们一直瞎混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文件之后，才正式升入中学(我堂姐所属的六九届中学生就是以上这种遭遇)。 适龄儿童的就学不能取消，因此新学年唯有小学的招生依然进行。 再有就是教育方针的改变。 八月一日是建军三十九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这篇社论里，公开发表了五月七日毛主席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七指示”，其中关于我们学生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新学年一开始，我们就把这段话背诵得滚瓜烂熟，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遵其指示，成为长期的践行者，直至我们学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这段指示也是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纲领。 延缓到九月初，我们小学终于勉强开学。新学年的新学期，我们升为小学四年级(上)。因为旧的教材都不能使用了，而新的教材还根本不知道怎么编写，所以我们开学后教材课本都没有，文化课也就无从学起。 八月十二日，《解放军报》在“听毛主席的话 关心国家大事”的社论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新学期开学以后，学校就带领我们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一号召，每天的上课都用来对我们进行政治灌输，或读报纸；或开大会等，以使我们的认识能跟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 这时，八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的群众大会已被制作成纪录片上映，片名叫《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学校很快就组织我们学生到控江文化馆去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我还另外看过几遍。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林彪讲话时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及其尖厉的嗓音，回想起来，仿佛犹在耳畔回响: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注:这里所说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后来再加上“敢想”，成为了红卫兵所奉行的一种精神准则，即所谓的“五敢精神”。) …… 有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学生深受鼓舞，纷纷以红卫兵大串连的名义赶赴北京，并且都强烈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接见。于是就有了8月31日第二次接见；9月15日第三次接见；10月1日第四次接见；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11月3日第六次接见；11月10日第七次接见和11月25日第八次接见。 每次接见又都拍成新闻纪录片，予以上映。控江文化馆别的电影都不放了，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放上述这些接见的纪录片，并把它当成是一项光荣的政冶任务来完成。周围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部队等，都组织所属人员前来观看。这些纪录片里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壮观的、如火如荼的场面，及其革命的激情和煽动力，相信每个成年人都会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精神力量。 我们小学生的感觉与大人不一样，对这类片子看多了就觉得很乏味，心不在焉，寻思着找些好玩的事做。 当时几乎每个男小人都有过弹皮弓。所谓弹皮弓，就是把粗铅丝(或铁丝)拗成Y型，下端是把炳；上面的两叉拴上橡皮筋。子弹是用纸头卷紧后抈成V型，把子弹扣在弹皮弓的橡皮筋上，一拉一放，子弹就射了出去。 放映厅的后墙上方有几个小孔，放映机就是通过这些孔洞将影像射到前方的幕布上。放电影时，从后墙的放映孔到前方的幕布之间有一道光柱。有人用弹皮弓往上射子弹，当子弹穿越或回落在这道光柱里的时候，子弹会是一个亮点，好似夜空中的信号弹。于是我们好多学生见了，都无心再看影片，也纷纷拿出各自的弹皮弓，朝上射子弹闹着玩，弄得放映厅的上空子弹横飞，不断出现闪耀的星星点点。控江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就赶来制止我们的不良行为。 从十月一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上映了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片中记录了1964年、1965 年和1966年里我国三次核试验的过程。这部片子对我们的吸引力较大，我很喜欢看，看过好几遍。当时对片子里的许多镜头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原子弹爆炸前，指挥员读秒倒计时:“10、9、8、7、6、5、4、3、2、1(念吆)，起爆!”比如现场有个军人，在欢呼爆炸成功时跳起来后滑了一跤。 前文已提到，控江文化馆座落在控江路、宁国北路(即原名黄兴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从文化馆的门面、围墙到马路之间，是一块约二百平方米的空地，形成了一个小广场，地面上铺着人行道用的那种方砖。 在十月份金秋送爽的日子里，广场上有来看电影的；有来玩耍的；有来聚在一起议论时局的；还有一些外地来上海大串连的红卫兵，人群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这时我们只上半天课，有大把的时间到这里来闲逛，或许还可以等到抢传单的机会。有时遇到控江文化馆放免费场电影，我都不会错过，赶紧去排队领票，然后与众人一起涌进场内，把之前看过的某一部纪录片再重看一遍。 广场的上空不断回响着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的革命歌曲，有些人也到这里来撒传单，广场上还经常有中学里的红卫兵来这里进行文艺宣传演出。革命，确实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 话说在九月份里，迫于形势，上海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叫“上海市红卫兵”，凡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可以加入。“上海市红卫兵”的袖章是用红布条缝成圈套，上面的字是金黄色的，上一排三个小字“上海市”；下一排三个大字“红衛兵”(取毛主席的手书体)。这个组织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包含着当局想要以此来掌控局势的企图心之一。同时，它也适时为大批外出参加大串连的学生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身份证明。但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仅三个月后，这个“上海市红卫兵”就被打成是“老保”组织（即保皇派），倾刻就土崩瓦解了。 回过头再来说红卫兵文艺宣传演出的事。来广场上表演节目的大致上都叫“宣传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这些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年龄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是一脸的对革命的虔诚和向往。我看过他们好几场演出，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节目: 其一，演唱毛主席语录歌是小分队必定要表演的最时尚的节目。其中在唱“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首语录歌时，最为动人。男女队员们站成两排，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走到队伍的前面，她梳着两支短辫，昂首挺胸的样子。然后露出一口细牙，神情激昂地朗诵道: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 紧接着由队员们精神饱满地齐声高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重复）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等我长大到青年的时期，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仍然能体会到一种青春的豪情万丈和巨大感召。 其二，歌舞表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有八个女队员，都穿着绿色的军便装，其中有几个姑娘因为身材瘦削，使穿的衣服看上去有些肥大。她们的小蛮腰上都扎着一根皮带，愈加显得英姿飒爽。她们一面欢快豪迈地唱着歌；一面神采飞扬地舞蹈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啊哈嗬一一，啊哈嗬一一。…… 旋律优美的歌曲被姑娘们百灵鸟般的嗓音唱得无比动听，而舞蹈动作的设计则体现了蒙古族的豪放风格。最精采的场面是当唱歌唱到“啊哈嗬一一，啊哈嗬一一。”时，与之配合的舞蹈动作是这样的:女队员们两腿一前一后迈成弓步；双手插在腰间，左右肩胛骨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地有节奏地颤动着，把少女们的柔美和喜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段经典的舞姿，我曾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过，感受非常深。 在十月份里，我们学校的每个师生都领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当我们手捧崭新的《毛主席语录》，并且确定已经拥有了它，心里都有一种惊喜。 这本《毛主席语录》为64开本，底页上注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内部发行/1966年9月(上海)(无定价) 封面、封底均为白色，面子上复合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封面上方有一长条红色的色块，色块内有“毛主席语录”五个字；封面下方有一行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红色的塑料封面护套是一个月后才配发的)。 翻开封面后，依次是扉页、书名页、毛主席像、林彪手书的题词、前言(署名是:总政治部/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及目录、正文。 这本语录使用了不到半年，我们就更换了一本新版的《毛主席语录》。 新版的语录底页上的注明有所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上海市红卫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1967年1月(上海)/定价:0.45元 新版语录最重要的更改是“前言”改为“再版前言”，署名是: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另外，正文部分也有两处更正，一是270页上第二十四节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二是208页上原有的“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等六十一个字被删除。 两年后我们又更换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与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一册，开本缩小为原来的一半。 底页上注有: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1969年2月第1版/每册:0.40元 新样式的《毛主席语录》里，林彪的手书题词是重新题写的。原来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新的题词在后面加上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有的外国人称它为小红书。九一三事件之后，至一九七一年年底，《毛主席语录》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完全退场，成为一种历史的资料。当时我父亲把家里所有的《毛主席语录》里的林彪题词和“再版前言”都一一撕掉，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