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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平民记忆之一九六六年 004 回复: 2 浏览: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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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作者:杜鹃 时间 2009-6-18 21:11:11 序号:3665
 
  再说当我们有了第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按照学校的规定,每天上学都必须随身携带。进入教室座位后,首先得把《毛主席语录》放在课桌上,坐左边的人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坐右边的放在右上角。
《毛主席语录》成为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要学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填补了我们教科书的空缺。时间一长,我们不但能背诵出许多段语录,而且连哪些语录在哪些页上都能记得。比如老师说:请把《语录》翻到第11页。我们不用翻书,马上就知道要学哪一段语录并把它背诵出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十月份,佩戴毛主席像章开始盛行。我们这里最早出现的毛主席像章是商店里出售的两款,一种是铝合金质地,圆形,面积比壹分硬币还小,上面有浮雕式毛主席侧面头像,大概是卖五分钱一枚;一种是红色塑料边框与透明有机玻璃芯子相嵌,中间夹着纸质的毛主席像,圆形,面积与贰分硬币差不多,大概卖两分钱,都是上海徽章厂出品的。这种由店里出售的毛主席像章很快就不稀奇了,许多种由其它各个单位订做的,非商品流通的徽章,开始陆续问世,吸引了人们的追求,也使佩戴徽章的风气日盛。
我比较领先地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走到凤城路、本溪路口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当胸用手一抓,就把我别着的像章给抢走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往左边的凤城一村里逃得无影无踪,只得自认倒霉。
过了几天,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邻居宋同学,挑动我与他一起也去干抢徽章的勾当。我答应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把抢劫的地点选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西南角的楼房居民区里。
某晚,吃了晚饭后,等到七点多钟,我与宋就趁黑出动,来到预定地点,埋伏在昏黄的路灯照不到的楼房阴暗角落里,伺机作案。一般路人瞧见我俩,还以为我们是小朋友在玩“白相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不会想到我们是两个小歹徒。
我们所要抢劫的对象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年龄与我们相仿或小些;二是当然要戴徽章的。除了对象外,抢劫的时机也很重要,如行人较多,人来人往的,肯定难以下手。熬了多时,终于等到一个佩戴徽章,独自行走,且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宋早已等得不耐烦,马上就迅猛地就冲了上去,抢她的徽章。那个小姑娘惊慌地闪了一下身子,使宋没有抓住目标,只是把小姑娘给撞了一下。只听她尖叫一声就跑掉了,我被那女的的一声尖叫吓了一跳,与宋一起也迅速逃离了现场。我们这次作案没有得手,属于犯罪末遂,后来我们不再干这种事。
当时徽章的概念包含有两个类别,一类是毛主席像章;一类是没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比如“上海一大会址”、“南湖”、“韶山”、“井岗山”、“遵义”、“雨花台”等;又比如后来出品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安亭风暴半周年”等,都属于纪念章范畴。因此,“徽章”的概念比“毛主席像章”的概念大,两者不能混淆。
当盛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在上海最早受人追捧的毛主席像章,是一种与五分硬币差不多大小的像章。金黄色的浮雕侧面头像,周围是红色的光芒,铝合金材质,做工也很好。这款像章的特别之处在于,中间微微凸出,使头像更具立体感。谁佩戴了这枚毛主席像章都会挺着胸脯,觉得格外的神气,我当时非常想得到它。
这时候的国人把相当一部分的聪明才智和人力、物力都用在了制作徽章上,使得徽章的品种和数量迅速猛增,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又随着全国大串连的人员流动,把各个地方产的徽章错综复杂地传布开来。
这时,我父亲对徽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搜集各种各样的徽章,乐此不疲。他路道较粗,许多本地新出炉的徽章,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弄到手。
在我父亲弄回来的徽章里,某些品种有相同的数枚,这些重复的徽章就被他用来进行交际、交换或馈赠亲朋好友。
新的徽章都是装在一个个白色的小纸袋里,某个晚上,我父亲又在灯下整理新弄来的徽章。有一枚徽章被碰落到了地上,我趁他没察觉,就偷偷地捡起来,据为己有。
这枚徽章做工很精致,图案的上方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国旗;中间是双方的握手;下方是一行字“中阿友谊万岁”。徽章的背面刻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赠”的字样。我有了这枚徽章后,非常高兴,把它别在棉袄上,外面有罩衫掩盖着,我以为不会被发现。谁知没过几天,早上一觉醒来,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别在棉祆上的那枚徽章已不见了。我想肯定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了我私藏徽章的秘密,就把它收回去了。这也算是一场暗战吧。
因佩戴徽章的热潮而引起的制造徽章的热潮,使得徽章的品种层出不穷。仅从徽章的形状上来说就有圆形、方形、横的长方形、竖的长方形、五角形、棱形及多边形等。至于徽章的图案设计,则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创新。
比如有反映革命历程的毛主席像章系列(即像章的图案,上方是毛主席头像;下方配一个遵义或延安等的标志图)。这类像章系列还分为“三历程”和“五历程”等等。
又比如有表现以“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因为同一主题有许多种设计图案,从而形成了一个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海”。
再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解放军里的李文忠等三人为救红卫兵而牺牲。李文忠的一段话也因此被宣传开来: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于是又有一批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产生,并形成一个新的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招手”。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宣传画创作出来。后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广场和大学校园里的毛主席塑像,基本上都是依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理念来设计造型的。
在品种繁多的徽章里,一段时间会有若干种徽章成为热门。至于热门的徽章是怎样形成的很难说清楚,领导人的示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林副主席佩戴的像章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主体是五角形,中间有毛主席头像;下面的附件是横的长条状,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解放军军人大多仿效副统帅的喜好,也戴这种像章。
周总理佩戴的就是那枚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像章。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设计的像章很多,也形成了一个像章的类别。由于制作单位良莠不齐,有精心制作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周总理戴的这枚应该是属于制作精良的。
虽然市面上有大量的徽章在流传,但它的绝大部分不是以专门生产徽章的单位名义制作的,因此也不是由市场销售的,而是由徽章名义上的制作单位(即徽章的订做方)通过单位和个人进行买卖或赠送。只有极少数的徽章是放在商店的柜台里销售,销售的成绩可能是两极分化,不受欢迎的徽章无人问津;受欢迎的则供不应求。(数年以后盛行的年历片,与当年徽章的流通方式极为相似,如出一辙。)
面对越来越多大量出现的徽章,佩戴它反而成了次要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对徽章的收集、收藏上。因此,民间的徽章交换场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在杨浦区里,靠近我们家的一个徽章交换场所,在控江路、双阳路处的杨浦公园大门口前的空地上。这里经常聚集着很多人,有大人,有小孩,也有来沪大串连的外地人。三五个人围成一堆,商谈着交换徽章的事。我到这里去看过几次,来交换徽章的人,或把徽章别在胸前,或别在围巾上,或别在布包里,或装在纸盒里等等。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双手笼在袖管里,似乎并不起眼。但当他把大衣的左边衣襟朝外一翻,乖乖,他的大衣里面从上到下,琳琅满目地别着二三十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徽章,金光闪闪,足以令人惊叹。
我们在口语上把交换徽章说成是“调徽章”。后来我听人说在北站(火车站)有个更大的“调徽章”的地方,我就很想到那里去走一遭。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离家前往北站。我们先沿控江路走了几站路,然后乘61路公交车,乘足五分钱车票的路程,到了海宁路终点站。经过数次问路,拐了几个弯,我们很快就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远远就看见前面一个路口(即天目东路、宝山路口)的西北角上聚集着很多人,从人行道漫延到马路边的上街沿,比我们那里的规模大多了。人行道内侧的围墙上,是一排贴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宣传栏。我们走到这里,马上就融入了“调徽章”的人群中。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调徽章的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有的展示自己的徽章,物色交换的对象;有的看来看去,寻找交换的目标。
来参加“调徽章”的人一般都对行情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去的时候有一种叫“宫灯”的徽章正在热头上。所谓“宫灯”的徽章,尺寸不大,仅15x15毫米,棱形,图案也很简单:一个红灯笼,灯笼上有“毛主席万岁”字样。因为灯笼的吊杆和垂穗及周边的色彩有好几种搭配,所以这种徽章有三四个版本,但都是浙江产的。
我把好不容易收罗来的四五枚徽章(具体的来路已忘记了)别在一块绢头(手帕)上,到了北站“调徽章”的地方后,就拉开绢头,把徽章展示给别人看,以寻求交换的机会。
经过与多人洽谈末果后,我终于与一个身穿黑棉祆、头戴绿军帽的外地人做成了一笔交易:我用一枚“宫灯”徽章交换他的一枚“原子弹爆炸”徽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我国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枚徽章就是在此背景下制造出来的,徽章呈横的长方形,尺寸为18x30毫米,正面图案上有毛主席头像和核爆炸图形。背面有“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字样。这类徽章也有好几种图案设计,“调徽章”时都把它称作“原子弹爆炸”)。
回来后,有人说我这次“调徽章”调得合算;有人说不合算。我想,不管怎样,我总归是参与了历史。
后来,我父亲叫我大伯做了两个玻璃镜框,把收集到的徽章一个挨一个排满在里面,看上去很美。尺寸稍大(直径在五六厘米以上)的毛主席像章则放在一个定制的硬纸盒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部敬制)。盒子里上下有五个隔层,每个隔层都垫着海绵,像章就躺在海绵上。硬纸盒的外表红彤彤的,掀开盒盖,盖子的内页上印有林副主席的手书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九一三”以后,我父亲又在此处林彪的名字上划了好几个“大叉”。
岁月流逝,我父亲当时收集到的徽章也时有散失。最后尘埃落定,尚留下了一百三十多枚,保存到如今。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兴起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到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就开始逐渐消退。进入一九七0年后,社会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现象已基本消失,唯有在拍照片的时候还会戴一下。到七一年以后,已完全没人佩戴毛主席像章。现在的有些电视剧里,七二年、七三年,甚至七五年、七六年的人物还个个都戴着毛主席像章,这明显是把道具弄错了。
十二月里,我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同事到上海来出差,临走的那天晚上在我家留宿过夜。因为要赶火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他们就起床了。我被他们的声响弄醒了,在朦胧中听他们说着话。
我父亲把收集到的徽章取出来,让他的这位同事挑选几枚,留作纪念。他俩边看徽章边议论着,其中我父亲介绍一枚徽章(杭州产的)说,这枚徽章的设计颇为巧妙,图案的上方是毛主席侧面头像;下方是由白色的“41”两个数字组成的轮船船体,寓意四十一名印尼华侨,冲破阻力,乘船回到祖国这一事件(事件的背景是一九六五年,在印尼“九三0事件”中,苏哈托、纳苏蒂安翻盘得手后,一方面大肆镇压共产党;一方面掀起迫害华侨的浪潮)。徽章的背面刻有“海外传来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凯歌”字样。
父亲的这位北京同事回去以后两个月不到就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有人揭发他有生活问题,而单位的领导又处理不当,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包裹下,全国多如牛毛的各个单位里上演的都是与革命无关的、个人恩怨的恶斗。而生活作风问题,无疑是双方攻防的重要策略和最具杀伤力的利器。
这位逝去的同事曾留过一张他儿子的照片给我父亲,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夹在我家的一本老的照相薄里。照片上的英俊男孩当年只有八岁,他微笑着的面容,使我们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有一份痛惜。
我家里的这本老的照相薄,尺幅如现在的A4纸大小,横翻页,面子上包裹着白底黑色花纹的织绵缎。黑色硬卡纸的内页上,照片都对角插在烫金的三角形纸贴里。照片都是黑白的,底片则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有两张底片还是玻璃做的。
照相薄里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父亲的,其中有一张是他与五个同事在办公室里拍摄的:前排三个人坐着;后排三个人站着。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张照片有了异样,我父亲已把照片上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的脸用钢笔涂得一团漆黑。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把合影照片上的某个人物的脸涂抹掉,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处理手法。
表情: 作者:joycat 时间 2009-6-20 22:36:03 序号: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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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像章的故事好像还是记得的。也许经历那个年代的每个人都会记得一些。记得有一阶段流行白色陶瓷底的彩绘像章,但是很多人都不太敢佩戴,因为据说如果不小心摔坏了马上要找个最近的地方墙上挂毛主席像的地方站着低头“请罪”。不知有谁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
表情: 作者:游客 时间 2011-11-23 14:58:00 序号: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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