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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平民记忆之一九六六年 006 回复: 6 浏览: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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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作者:杜鹃 时间 2009-6-18 21:13:37 序号:3667
 
  十一月份,上海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的历史舞台,造反队和赤卫队两大群众组织相继成立。我母亲是纺织厂的工人,共产党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在厂里被动员参加了赤卫队,带回家的一块红袖章就放在大橱右侧的抽屉里。这块红布上印着黄色的字,上方一排小字是“上海市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下方一排三个大字“赤衛隊”。
住在我家楼下302室的宋同学与我经常在一起玩耍,宋的父亲在厂里参加的是造反队。宋把他父亲的造反队袖章拿给我看过,也是红布上印着黄字,上方一排小字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方是三个大字“造反隊”。
因为我母亲和宋的父亲参加了两个不同的组织,所以我与宋在一起老是要抬扛。我坚持说赤卫队好;宋坚持说造反队好,至于好在哪里,我俩谁也不知道。
我们小孩之间的这种争论只是闹着玩而已,大人们则完全不同。他们为了两派不同的政治理念可以斗得你死我活,包括夫妻反目,兄弟相向,恋人分手,同事、同学互相敌对。
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不远处有一家上海电焊机厂。某日下午,阴天,我在家里的阳台上看见楼下的马路上走过许多别的厂家来的造反队,都前往电焊机厂,可能是去参加集会。这些造反队们,有的十几条汉子,有的二十多人,领头的高举着造反队的大旗,跟在后面的人排着队,唱着歌。当他们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气氛最为悲壮。
按照当时的理解,造反队的这种悲情意识是由于受到“走资派”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和打压而产生的,否则就说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造反。
到十二月底的时候,号称有八十万大军的赤卫队不堪一击,倾刻间就分崩离析。至一九六七年一月,部分赤卫队成员策动北上告状被制止,并被指责想要在上海制造“三停”(即停工、停电、停水),因此赤卫队被彻底予以剿灭,使之在上海的文革舞台上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
事后不久,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我拾到一份传单,共三张纸折叠在一起。打开一看,竟然还是赤卫队刻印的。前面两页是揭露“康平路事件真相”等内容;最后一页是大幅的漫画: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漫画的下方有一行大字,写着:“赤卫队的战友们: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看了这份传单后,对他们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颇为感动。
赤卫队的迅速瓦解使我大失所望,造反队则咸鱼翻身,奇迹般地壮大起来。我与宋同学的争论也有了结果,我输了,他赢了。为此事,宋在我面前很有些洋洋得意,也为他的父亲感到自豪。
俗话说世界真小,过了七年以后,我在某厂读技校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原来宋的父亲也是这家厂的工人。
我技校毕业后就分配在本厂工作,顺便说一个后来发生的与宋的父亲有关的插曲。
一九七七年仲春,我在厂里任计划调度工作。某日到车间里去公干,正巧看到宋父等二人在与一青年女工争吵。宋父等指责该女工织坏产品是故意破坏生产,而女工则坚不承认。于是宋父等很气愤,决定要拉该女工去“游斗”(即游街示众和批斗合二为一的意思)。宋父顺手拿了一根捆纱头用的绳子就把该女工的双手反绑起来,还把那条织坏的产品也披在她的肩上,然后就押她到车间里“游斗”去了。我亲眼目睹这一幕,真是很长见识。
说到“游斗”,就再来说一九六六年的事。在年末的时候,游街示众和批斗的浪潮愈演愈烈,我曾经见过并且印象较深的有几个场景,简述如下:
其一,十一月的某日,在路上看见几个人正押着一个男的在游街示众。那男的四十多岁,腰间系着一根拇指般粗的稻草绳,低眉顺眼,面无表情。他左手提一面铜锣;右手用棒捶敲锣,一边走,一边敲;一边敲,一边喊:“(当!当!)我是牛鬼蛇神! (当!当!)我是牛鬼蛇神!……”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子,前呼后拥地跟随了一程。
其二,十一月的某日,在我们居民楼的后面正在召开批斗会,这是由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被批斗的女的四十岁左右,站在道路边的一张方桌子上,双手高举,做着投降的姿势。
我看她很快就支撑不住了,高举的双手慢慢地就垂了下来。这时,站在边上的一个女里弄干部见了,马上就喝斥她把手举高,这个女的只好重新把手举高些。过了一会儿,手又垂下来,又遭喝斥,再举高些。如此反复,一而再,再而三。后来,这个女的只好借着擤鼻涕、挠痒痒等小动作,来舒缓一下举手之劳。这个女的是个什么罪名,我已忘了,当时只是觉得她很可怜。
过了几个月,那个在台下批斗别人的女里弄干部自己也站到了台上被别人批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制止批斗里弄干部的歪风”云云。
其三,我家马路对面新建的居住区建成后,街道的派出所也驻扎了进去。十二月的某日,派出所的门前来了一帮穿便衣的公安部门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开批斗会。领头的是个女的,三十多岁,很能干的样子。批斗会的平台设在一辆卡车的车斗上,车斗上站着的被批斗者是个男的,四十岁左右,也是他们公安部门的人。卡车车斗边上的拦板很低,那个领头的女的怕被批斗的人站在边上有危险,就叫那个男的跪下来,那个男的就跪了下来。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其它的都忘了。
还有两个场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就此一起说完。
其一,一月初,赤卫队刚刚垮台。某日,我在路上看见有人押着两个男的在游街示众,估计这两人原先是赤卫队的头头,但见他俩的衣服外面都罩着用赤卫队队旗和袖章缝制的长袍,一路走来红红火火的,非常引人注目。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左手拎着一只铁皮畚箕;右手用一根棒头敲着畚箕,也是边走,边敲;边敲,边喊:“(咣!咣!)我是保皇派! (咣!咣!)我是保皇派!……”
其二,一月份的马路上,经常有单位里的卡车载着“走资派”在马路上开来开去,游街示众。我有时在马路边看到,有时是在家里的阳台上观看。站在卡车上被游街示众的人几乎头上都戴着高帽子,所谓高帽子一般都是用硬板纸卷起来做的,至少有一米长,戴在头上像一根烟囱似的高耸着。有的还在帽顶上插上一片白色的大鹅毛,很有特色。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十二月份,这是上海局势最混乱的一个月。所谓的造反派、保皇派、走资派三方展开最后的厮杀,也是各自命运的大决战。就在这乱局当中,市面上忽然传闻可以抢房子来住。于是一些大人,特别是住房困难的,信以为真,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四处活动,打听哪里有空关、闲置,或别人家多出来的房子,好趁机去抢一间来住。
这种抢房子的风潮,实质上是前几个月“破四旧”,抄家所引发的后续行为。虽然抢房子的不法行为很快就被及时制止了,但仍有相当多大户人家的宽松住房还是被有关单位挤占去了一部分,并以合法的方式分配给别的人家居住,这就等于变相实现了抢房子的社会诉求。这里面明显包含了文革背景下“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剥夺剥夺者”的意思。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师傅带我到上级公司的一个干部家里去玩。这个干部的家在河南南路、蓬莱路附近,在他家的交谈中,他说他家现在住的房子将要退还给原来的房主,以落实政策。
从十一月上旬开始,我们小学也放假了,从而使我们的小学史上四年级(上)学期成为一页空白。放假以后,我们就一门心思地在家里玩游戏,或到社会上游荡。
到了十二月份,许多工人都忙于投身文革运动,致使一些工厂的劳动力大为紧张。有些厂家就临时召集社会上闲散的应届毕业生去顶替,并发给他们高工资。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心想,停课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厂里去做临时工,可挣点钱来花。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一起,沿宁国北路南下,沿途寻找厂家洽谈做生活的事,结果都不成功。最后来到宁国北路、长阳路路口东北角上一家工厂,厂里的一个负责人到厂门口来接待我们。他一看我们都是些十岁左右的小人,同样是一口拒绝。任凭我们怎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们的愿望最终破灭,只好回家去继续玩我们的儿童游戏。
在一九六六年里,除了从十月份起风靡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外,还有一些歌曲可以说一下。
《东方红》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它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题曲而名声大振。到了一九六六年,更是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东方红》的歌词里也唱到共产党,但它仍然被认定是歌唱毛主席的歌,而且成为所有歌颂毛主席歌曲的代表作,空前绝后。全国人民很快就都会唱这首歌,任何单位开大会,开始时必定是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任何的文艺演出也都要演唱《东方红》。唱《东方红》成了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成了热爱毛主席的神圣的标志,也成了个人崇拜的象征。
《东方红》有三段歌词,唱起来的情感和节奏都有所不同。
唱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要深情地,节奏舒缓;
唱第二段:“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时要热情地,节奏中速;
唱第三段:“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时要豪迈地,坚定地,节奏稍快。
在每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只要毛主席一出场,就会奏响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播曲是《东方红》;农村广播站每天早晨的开播曲也是《东方红》。一九七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名叫“东方红一号”,它在太空中播放的乐曲也是《东方红》。上海的海关大钟在一九六八年改播《东方红》报时曲,至文革后中止。到了一九八六年,为了迎合英国女王到上海访问并游览外滩,海关大钟重播原配报时曲《威斯敏斯特》。至一九九六年,再改播《东方红》至今。
这首歌的歌名所带来的效应不胜枚举。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取名叫“东方红兵团”、“东方红战斗队”、“东方红联络站”等的,有许许多多,比如上海就有著名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全国各地的地名、路名、单位名,以及公园、影剧院,以及楼堂馆所等等,改名或取名叫“东方红”的,更是不计其数。长江上的客轮也被改名叫“东方红”,直到文革以后才改了回来。
毛主席像章中有“东方红”的图案;在美术作品中,在报纸的题花,在墙报的报头,以及在脸盆、热水瓶、搪瓷荼缸上等等,都有“东方红”的图案。
文革以后,《东方红》歌曲就渐渐地消声匿迹,被打入冷宫。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据考证,陕北民歌《东方红》原来不是歌颂毛泽东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歌词是别人编造的。文章还批判《东方红》歌词中的“大救星”是宣扬个人迷信,与《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违背等等。
进入九十年代后,《东方红》时隐时现,以回归自然的态势开始延续着它新的生命力。
歌曲《东方红》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强音;又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也是一种记忆的特征。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三月份时,邢台发生地震。李劫夫赶往灾区创作歌曲,其中一首根据当地革命谚语改编的歌曲,就是上面这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后来这首歌传唱范围很广,家喻户晓,几乎人人会唱,是当时最著名的革命歌曲之一。
男声小组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的心坎里》是我当年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会唱。里面的歌词写得不错,其中有一段是:
喀喇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
还有一些解放军的歌曲也很流行,比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比如《毛主席呀派人来》等。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出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文革开始后也传唱得很广。尤其是红卫兵的文艺宣传小分队在表演节目时,都要唱这首歌,以表现在困境中的信念和坚持: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表演时,男女演员高低不同地坐在地上,由一女或一男领唱,歌唱时节奏要抒缓,情绪要深沉,给观众以感人的力量。
二00六年三月,《新民晚报》上刊有流沙河的文章:“众星不朝北斗”,文中嘲讽上面这首歌闹笑话,是分不清北极星与北斗星,还说这是拜神拜错了庙云云。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里并没有说什么“众星朝北斗”,只是说到北斗星是“指方向”、“照征程”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并没有错,而是流先生批评错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开始传唱于一九六四年,到了一九六六年,其地位和影响急剧上升,成为仅次于《东方红》的经典歌曲。全国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在任何的集会、游行、文艺演出等活动中;在工厂、农村、部队,在机关、学校、里弄等单位里;在商店、公园、影剧院等公共场合;在行驶的火车、轮船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就在这首歌广泛传唱的同时,歌舞节目里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创作;美术作品里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题材;毛主席像章中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设计。毛主席在被人冠以“四个伟大”的称号里,也有“伟大的舵手”。后来林副主席还专门作了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邮政部门特地为林彪题词发行了纪念邮票(文8)一套一枚。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开会前唱《东方红》;开会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已开始成为固定的、全国性的统一模式。那个时候,你只要听到某个会场里全体人员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就知道他们快要散会了。而在会场里,唱歌的人心里都很高兴,也很轻松,因为大会终于结束了。连原先在打瞌睡的那些人这时也都兴奋起来,与众人一起引吭高歌,把《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激昂流畅,一气呵成。
在这一年最火曝的流行歌曲里,《东方红》有其特殊的至尊地位;毛主席语录歌则过于严肃,于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成了各种场合下,最受喜爱,最适合传唱的革命歌曲,其影响力是别的歌曲不能与之相比的。据此,可以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评定为一九六六年的标志性歌曲。

2009年5月

表情: 作者:听竹 时间 2009-6-18 23:06:05 序号: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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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小时侯我们还跳过《东方红》在虹口体育场演出,

一人拿两朵用蜡光纸、皱纸做的向日葵。排练时

老师给我们讲解舞蹈:要求我们一定要怀着对伟

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我们懵懵懂懂,但很

象模象样地跳着。一个同学跳着跳着眼泪流落出

来了,老师表扬她了,当时我们还很羡慕。

表情: 作者:杜鹃 时间 2009-6-19 8:45:41 序号:3671
^_^!
回复内容:
  没有失忆啊∶)
表情: 作者:游客 时间 2011-12-15 9:37:45 序号: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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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好“酒”不见杜鹃啦。
表情: 作者:游客 时间 2012-3-22 15:25:42 序号:4646
^_^!
回复内容:
  杜鹃花红似血年年开放
表情: 作者:饶有桅 时间 2015-5-15 15:58:22 序号: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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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温故知新
表情: 作者:湖岸 时间 2015-5-16 22:16:09 序号: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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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文汇读书周报》有篇桑农的《冰心的那枚闲章》,说一个叫龚明德的在一本《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中,过录冰心1990年一封信中所言,“我本有一颗‘寻常百姓’,是七十年以前于非庵先生刻的。”并说,七十年以前,冰心不会想到自己寻常百姓的身份,刻印者也不会用这样的内容送给一个知识少女。他要联系时局,刻这印应该是1950年后的几年内。但是桑农在《冰心全集》里发现有发表于1932年的《寻常百姓》,文章写道:“因倩人治一印,文曰‘寻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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