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4月29日）
飞机钻出云雾，视野之下，草绿色、深绿色和黄褐色的田野贴着成都平原，飞机缓缓下降，我的视野越来越窄，心却与巴蜀大地越来越近。忽然觉得，要保持记者的“客观”是不太可能的，当杜甫的草木在你眼前顽强生长。但我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应该是倾听者和观察者，甚至不是提问者。
休闲之城
放平心态，发现成都和上海颇多相似：公交车座位的排列和数量几乎一样；春熙路步行街上有太平洋百货、百盛，招牌、装修风格都毫无差异。下午去都江堰，还瞥见了迷你版“巴黎春天”，在灰尘飞扬的路边，从名字到颜色，都相当显眼。
但骨子里，成都不是上海，少了些商业中心味，多了些休闲味。走在路上，我注意到我经常能“赶超”别人，而在上海，我的速度只能算中等。的确，成都很慢。春熙路步行街并不熙熙攘攘，闲庭信步者居多，好些仅仅站着，观望什么。相形之下，南京路步行街或许改叫“暴走街”更合适。
“成都是一座休闲城市。”阿潘姐告诉我。阿潘姐供职于成都某媒体，去年5•12期间，她和友人去什邡采访。“市区还好，乡下最严重，房子都塌了。”然而一片废墟上，他们居然瞧见了“茶馆”，就开在简易帐篷里，1元钱一杯。茶叶很差，但阿潘姐仍然被深深触动——地震才过去三天，余震尚蠢蠢欲动。“这就是我们成都人，再困难也要喝茶。”
回到酒店已是深夜11点半，门口的夜排档生意真好，辣烟呛进鼻腔和喉管，刺激得我打了个喷嚏。“四月的成都到处烟尘飞扬，让人烦躁。”慕容雪村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写道。我想，他写对了前半句，写错了后半句。 深埋之痛
但大地震依然无法被回避。5•12下午，廖女士回家拿东西，突然整幢楼左右摆动，把她吓坏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做室内装潢的她，失去了对钢筋水泥的安全感。阿潘姐则觉得，今年的成都气候有点怪，“往年五一前后都要穿单衣、裙子了，今年却还没热起来。”联想起不平静的2008年，她有些担心。
“那段日子真是疯了。”回忆起5•12，阿潘姐感慨万千。她去过什邡、汶川等重灾区，还尝试过和朋友进入北川，20多年岁时的新闻理想被重新唤醒。阿潘姐还接待了不少各地记者，她说有些老记者早就“油”了，懒得写稿，但那段时间激情迸发，写了很多很多。有一名记者本来在缅甸采访风灾，获悉汶川地震后立刻直飞成都。“他凌晨4点到的，我以为他第二天才会去，没想到当场就打的走了！”
直至11月，每每谈起汶川，阿潘姐依然激动。不过现在，成都又渐渐回到休闲轨道，喝着珍珠奶茶的阿潘姐已不愿多谈那时的所见所闻。她还告诉我，这次来做5•12一周年采访的记者多为新面孔，好多熟人都没来。这并不代表遗忘，而是怕触景生情，于是将痛楚深埋，让生活继续。 话题呼叫转移
从来没有这样：必须频繁转移话题，才能让采访维持下去。不论是去都江堰胥家镇柏河村采访，抑或和阿潘姐聊天，但凡问到和5•12那天的场景，他们往往抿起嘴——提到在擂鼓和一群失去学校的孩子嬉戏时，阿潘姐侧过脸，压抑着凄凉神色。
每逢此我就转移话题，因为催人回忆太残酷。其实这一点，在上海采访来自都江堰的谢博、周婷我就感觉到了，特别是女生周婷，嘴角多次搐动，分明在掩饰伤感。撕开受难者的伤疤是不人道的，靠撕开伤疤挖掘细节的记者是迟钝的，我时刻提醒自己。 都江堰之行（4月29日） 都江堰是记者此行第一站。都江堰距成都约50公里，在成都人眼里，它绝不是“外地”。很多成都人在那儿安家、置业、经商，有空常去看看。也因此，当都江堰严重受灾之际，成都人纷纷驾车前往驰援，一时感动中国。
4月29日下午2点半，记者走下长途车，来到这座久负盛名的历史古城。通过简单的查访，记者看见废墟已得到清理，失去家园的民众被妥善安置在板房内，秩序井然。路上，还有工程队施工，起初记者以为是修整房屋，经询问当地居民，原来是修建成都和都江堰之间的轻轨，完工后，往返两地单程只需要半小时即可。
随后，记者打车，赶赴都江堰胥家镇柏河村4组，那里住着在上海免费就读的两名学生的家长。车驶入羊肠小道，七扭八拐之后，谢大爷和周安福就站在村口等候。在他们的引导下，记者参观他们的新居，详细探询他们的状况。 恢复常态
谢大爷的屋子是新近搭建的，木头屋顶，室内光线昏暗、摆设简陋。此前谢大爷住2楼，地震中倒塌，谢家耗费多年心血建造的楼房，瞬间成为平房。围墙也倾颓了，幸亏他跑得快，逃到门外。他指了指我们脚下的乡间小道，“晃得非常厉害，好可怕。”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谢大爷像熟悉自己的皱纹那样熟悉村子的角角落落，忽来的变故，只让他觉得天地都倾覆了。至今，谈起去年5•12，惊魂仍会流出谢大爷的眼眸。
但生活毕竟逐渐安定下来。农家的命根子田地还在，猪圈恢复，围墙重新修好，新屋子尽管简陋，总比风餐露宿强N倍。谢大爷又回到了日常生活，每天闻鸡起床，到麦田里拾掇拾掇，随后溜溜鸟。谢大爷养了3只画眉，叫声清脆。
但谢大爷已经不把光大门楣的目标，寄托在自己或儿子谢顺坤身上了。他新屋里有个钟，地震中损坏，不走了，但还挂在墙上。到了这把年纪，自己的钟走不走已无关紧要，谢大爷现在最关心的是孙子谢博。地震后，谢博被上海现代应用技术培训中心选取，赴上海进行职业培训，现已入工厂实习。
“娃第一次出远门，能不担心吗？”谢大爷毫不隐瞒思念之情。安土重迁，历来是中国传统，而如今，走出去才有振兴家业的最大机会。
去年6月，由上海市静安区劳动局牵线搭桥，现代应用技术培训中心郑信访校长赴川，招收震区青少年到上海学习技术。面试地点就设在都江堰，由郑信访亲任主考官。慕名前来者数以千计，谢博有幸入选，于10月份坐上驶往上海的列车。
“娃连都江堰都没离开过呢。”谢博的父亲谢顺坤喃喃。 从头再来
谢博是由邻居周婷推荐给郑信访的，周家和谢家做了几十年邻居，隔得很近，用谢大爷的话说，“雀儿叫都能听到。”周婷比谢博来上海更早，是第一批11名学生中唯一的女生。起初，周家反对周婷去面试，因为有流言称这是打着招生的幌子，骗孩子去“搞传销”。谣传曾让郑信访哭笑不得，但他理解，这是地震导致的人心惶惶的连锁反应。
所幸，通过静安区劳动局和当地政府部门的鼎力协助，谣传很快被打消。其实周婷一见到郑信访心里就有了底，她宽慰家人：“没事的，郑校长很像我舅舅。”
去上海念书时，周婷23岁了，当地这个年龄的女孩已基本结婚生子。“我们娃想法不同。”周妈妈说。毕业后，周婷做过机床工人，后来到都江堰市区开服装店，生意非常红火，期间，她仍没谈恋爱。和一般农村女性相比，高中毕业的周婷有极强的眼光和事业心，“我想跳出农村。”她告诉记者，做家庭妇女，生活节奏太早被定格，非己所愿。
然而地震毁了服装店，也毁了一个农村女孩“跳龙门”的美梦——虽然不愿多说，但从她下垂的眼帘和搐动的嘴角能够看出，打击是巨大的。“损失有2万多块吧。”周婷的父亲周安福透露。5•12那天他骑着摩托赶去都江堰，目睹了瓦解成废墟的服装店。
同样瓦解的还有周家在村子里的住房：几乎全塌了。震后，政府补贴了5000元，加上周家自掏4000元，开始重建家园。由于村镇上每家或多或少都受了灾，泥瓦匠成了“热门行业”，房子至今尚未全部造好。
周婷却等不及了，她明白，仅仅守住这片土地，守不出一个新未来，哪怕柏河村已名正言顺地列入“重建规划”，也拦不住她出走的决心。“没用，只有在农村生活过，承受了城里人的目光，你才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痛恨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却再也无法平视生她养她的“乡下”，急切地渴望“逃出”记者看出美感的农村田野和房屋。
周婷是顽强的，操作过一段时间普通机床的她，决定学习数控机床，离开家乡，坐了近40个小时火车来到上海。“有没有地震我都要走的，地震只改变了一点：抹掉了我在都江堰的所有奋斗，那好，我来上海。”
19岁的谢博则放弃了重庆一家高校的机械专业，5000元的学费对百废待兴的家庭太过沉重。而来上海，参加现代应用技术培训中心的课程，学费全免。他的话和周婷有些相似：“就算没地震，我想我也不会去念大学的，学费太贵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
无论对周婷抑或谢博，这都意味着从头再来。他们学得非常努力、辛苦。经常早晨六七点起床，8点上课，晚上还要补课。6月就来上海的周婷，仅仅过年回去过一次；而10月来的谢博，半年多了，没回去过一次。 希望之星
虽然远离家乡，但周婷、谢博和亲人的生活节奏相差不太远。也是每天6点左右，周安福就起床了，草草用过早饭，和谢顺坤一起骑上摩托，到都江堰打零工。“修房子、扛东西等等，这些年都干过。”谢顺坤说。他的回答令记者稍感意外：艰辛的生活，并不是从地震那刻起才开始的。
打零工不够稳定，每个月大概能挣1000多块，谢妈妈则在市区幼儿园上晚班，每月600块左右。谢顺坤想重新盖起两层楼，按照目前的收入，这需要他打上好几年工。因此，谢顺坤和谢妈妈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谢博身上。他们小心翼翼地探询记者的收入、谢博将会拥有的收入，以及上海的消费水平。
前景至少是有希望的。谢博已初步完成学业，在上海某企业实习，包吃住，每月600元工资。“我师傅是重庆的，我们算老乡，他对我很好。”过了实习期，工资会涨，“我就能寄给家里了。”谢妈妈则憧憬着：“按照上海的工资收入，放在我们这儿，能生活得很好喽。”
周安福显然“野心”更大。女儿周婷表现出色，正在读新加坡课程，记者转告了郑信访校长的话：“去新加坡培训是迟早的。”他露出了欣喜的神色，频频问周婷有否可能进入新加坡的企业？显然，当地震摧毁了周安福和谢顺坤积累的财富，让他们觉得人生难再有大起色的时候，孩子，成了两家人的“希望之星”。
“我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娃。”谢妈妈对记者说。重建房子时，她特意为谢博留了一间，很宽敞，有写字台，还有全套音响。每天，谢妈妈都为儿子打理床铺、清扫房间。她几近迷信地坚持，儿子能把谢家带上一个新台阶。
对话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免费为四川震区学生提供免费培训的？
郑信访：5•12那天晚上，我和朋友本来有个聚会，因为忽然发生地震，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是搞技术的，我就想，灾后重建需要大量技术人才，我应该发挥这个作用。捐款只是授人以鱼，钱再多没人才也白搭，我自己就是凭技术起家的，知道一技之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那些震后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于是，在静安区劳动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就去都江堰招学生了，而且确定，学费全免。
记者：除了学习技术，你还希望他们能领悟到什么吗？
郑信访：第一是“职业精神”。去新加坡那几年，他们的职业素养给了我很大触动。新加坡节奏奇快，老板交待一项新技术，两三个小时就得掌握，需要工程师指导也只给2天；换作国内，两三个月也不稀奇。我希望这些学生通过学习，能具备职业精神。第二，感恩的心。他们能来学习、能全免学费，不是我郑信访觉悟有多高，而有赖于从政府到社会的关爱、帮助，因此要学会感恩。今年5月6日左右，我们学习会举行个活动，叫“百人百元”，让100名在我们这儿接受免费培训的四川学生，每个人捐100元。这个倡议获得了良好反响，像谢博就表示捐个三四百都没问题。
江油之行（4月30日） 被地震改变的生活
穿过绵延的田野山丘和下午3点40分的阴霾，便是江油了。地震中倒塌的李白故居即藏在此地，但并未列入记者行程，所以，我没从阴霾里嗅出半缕诗意。5•12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走出江油火车站时，抬头望了望大钟，居然指向9点半，但它还在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地震后就走得不正常了，但灾后施救、重建，事太多，没人想到去修理它。”
某种程度上，大钟的“错位”恰好准确反映了江油的变化。“地震前后的确不太一样。”和阿潘姐一样，江油攀长钢棒材连轧厂管理干部、曾受温家宝总理接见的韩祥飞，也提到了气候，“一忽儿冷、一忽儿热，季节不那么分明了。”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从前韩祥飞22点就睡觉，现在不超过23点绝对睡不着。
从早睡到晚睡，凸显的就是心态的变化。地震前，江油人聚会，多数喝茶、打牌、搓麻将。地震后也聚会，而且更频繁，但多数喝茶、吹牛，麻将倒不太搓了。“要相互多讲话啊，”韩祥飞感叹，“总待家里会憋死的。”真有朋友憋死了——北川首名自杀官员董玉飞。董、韩是初中、技校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好，董玉飞自杀前几天还给韩祥飞通过电话，“他说很累，其他听不出什么。”没想到，10月3日董玉飞自杀身亡。
“他孩子在地震中没了，可能承受不住吧。我还是觉得可惜：地震都没死，为什么不珍惜生命呢？”韩祥飞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能自我封闭，要经常和人沟通，宣泄情绪。 “父亲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韩祥飞的父母、外甥都被埋在北川。“严格说，是失踪。”时隔一年，韩祥飞面对记者一字一顿地说。他并非不承认现状，而只是不愿用残酷的字眼描述残酷的事实。
“忽然就没了。”韩祥飞边说边大幅度地挥动手势，似乎想借此将悲伤挥发掉。5•12当日，韩祥飞正在江油上班，厂房猛地剧烈摇晃起来。停电、停煤、停气。他和工友带着惊惶跑到车间外，大地震颤，难以站稳，有人死死抱住大树，韩祥飞则坐到地上，惊恐地看着一根本已老旧的45米高烟囱左右摆动、摇摇欲坠……
地震后大家急着拨打手机，信号满格，就是打不出去，所幸由于全厂无甚伤亡，大家还比较安心。此刻韩祥飞毫不知晓，老家北川遭受重创。直至13日早晨5点，广西的小弟通过新闻获悉相关情况告诉韩祥飞，他才真正急了：父母、姐姐、外甥和侄子都联络不上。下午1点，和朋友坐上摩托车，冒着不断的塌方、余震，向故乡疾驰。
现场的景象惊呆了韩祥飞。按照稍后的统计数据，县城老建筑倒塌80%、新建筑倒塌60%，而对家人的担忧让韩祥飞只觉满目废墟。不过随着姐姐和侄子很快获救，韩祥飞又燃起了希望。可惜，好的开端并没有带来完美的结局，父母和外甥“失踪”至今。
“大地震前一个月，我母亲还来过江油，待了一天，早晨我把她送走。”这，竟成了诀别。父亲则连名义上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姐姐告诉韩祥飞，5月12日下午，由北川、绵阳两地离休干部组织的诗社举行活动，父亲应邀赴会，地震后“失踪”，包括约60名离休干部。由于县城损毁严重，连“失踪”地点都很难确认。“我父亲爱写诗，现在家毁了，他的遗作统统找不到了。”韩祥飞摇摇头，后悔当初不背下几首。
其实父亲的“失踪”，带给韩祥飞的感觉极其复杂。“5月19日就是父亲65岁生日，我们都准备回去拜寿呢，如果他的生日提早七八天……”韩祥飞打了个冷战。他因而坚信，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多数家人，也保留了韩家的未来。说到这儿，他又不忍心责怪董玉飞和最近自杀的冯翔“不珍惜生命”，毕竟他们失去的是孩子。 生活在继续
韩祥飞1968年生于北川，羌族，1988年技校毕业，分配到江油攀长钢棒材连轧厂，从学徒、普通工人做到管理干部，月收入达2000多元，在江油这座小城，已经相当不错了。人生轨迹不断上升之际，地震却试图毁灭美好生活。
“刚开始特别难受，特别是一个人待着。他们走得太突然了，以这样的方式，很难令人接受啊。”于是，除了和朋友海阔天空地“吹牛”，韩祥飞把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地震前上班很有规律：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地震后厂房整修、安抚人员，尤其是引入了新流水线后需不断调试，下班越来越晚，有许多日子，韩祥飞泡到深夜11点多才下班。用工作填满时间，让悲伤无法乘虚而入，对他来说是最好选择。
当然，韩祥飞拼命工作，并不仅仅出于这个“消极”原因。事实上，5月13日还是厂领导把他赶回去的，次日他又回到工厂，组织检查、安顿工作。41岁的韩祥飞，有着老工人对工厂的朴素情感：工厂是他的经济来源，也是精神寄托。多在厂里做一分钟，精神就多得到一分宽慰。
“从今年3月20日到今天（4月30日），我只休息了一天，双休日全部加班。”这一天正是清明，他和亲友回北川祭奠。第二天抹去悲伤，他又按时上班、“不定时”下班。韩祥飞想用最“笨”的努力，让流水线步入常轨。这也意味着，未来会更有盼头。“现在同事之间闲谈，聊得最多的也是这条新线，大家从技术角度提出很多建议。”
然而“技术面”的完善左右不了外部环境。“该死的金融风暴啊！”韩祥飞感叹，地震刚过，金融危机又来了，钢铁企业大受影响，效益直线下滑，“工资一个月比一个月少，我们厂好多车间都停产了，就我们车间还算好些。”
不过，经历了地震的韩祥飞神经坚强了许多，他相信“大趋势”是好的。他甚至能从消极中看出积极。“其实我们厂的效益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地震，国家未必会拨款6亿帮我们建设新线。就冲这个，我们也得努力工作。”
深夜下班，常常没有公交车，韩祥飞得走40分钟的长路回家。这40分钟也成了他唯一能够享受独处的时间。“我想了很多。”韩祥飞对记者说，“地震改变了我们很多，比如，我明白了生活质量很重要。从前过分吝啬，现在该消费就消费，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不让自己快快乐乐的呢？”这不，韩祥飞还要赴饭局，和朋友“吹牛”。记者也得赶回成都。
列车驶入长长的田野和山丘，成都就在前方更前方了。李白故居终于来不及进入行程，但我心里，已装满了沉甸甸的东西。窗外一片漆黑，我学习韩祥飞，看出几缕明光。 链接：
地震中，江油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房屋倒塌现象，但普遍有了“内伤”。为此，江油的对口援建省为河南，拨款进行援建工程。一期援建项目投资5278万，已于08年年底动工，将于09年6月份改造完毕。二期援建项目投资则达1.9亿。河南援建江油总投资为12亿元，现已建设全面开工。
诗仙李白青年时代曾居住江油，江油北郊昌明河畔建造了李白纪念馆，为仿唐代建筑。大地震中损毁严重，河南省已拨款进行修复。 什邡之行（5月1日） 从成都开往什邡的长途车坐得满满当当，顶着一路风尘，花了近两个小时驶入什邡。五一，车速比平时慢些，不过后来，“的哥”代师傅还是夸记者“运气好”，理由是当日成都另一边的高速公路堵塞，车排了足足4公里。
什邡市区并非终点，隶属于它的红白镇才是记者此行的目的地。为此，记者换了另一辆长途车。红白镇距市区38公里，位于什邡和绵阳的交接处，四面环山、位置偏僻，地震中受灾很严重，和外界隔绝多日。如果大半年前从什邡市区赶到红白镇，沿途还嗅得到“死鱼”味，那是消毒水的味道。尽管这股味道曾让去拍纪录片的陈忠很不舒服，却有效遏止了灾后蠢蠢欲动的瘟疫。
现在，经过一年的灾后重建，交通流畅了起来。对于一度被封闭在山区里的红白镇民众来说，这也意味安全感又回来了。 再生一个
记者抵达红白镇时，王芳刚刚产后8天，正在坐月子。这是这名裁缝铺老板娘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只不过，妹妹注定见不到哥哥。2008年5月12日晚，王芳和丈夫从红白镇小学的废墟里扒出了儿子，然而，大人的竭力拯救依然没拉住11岁生命的滑落。
地震让很多人失去了孩子。有名40多岁的妇女，当年为生儿子多次超生，结果儿子在地震中“失踪”。“她待在屋里，6岁的儿子在山坡上玩耍，地震来了，她家的破房子居然没倒，山坡则成为平地……”孙大爷告诉记者，此后，这名妇女逢人就描述儿子罹难的情形，终致精神失常。
当然，绝大多数人都顽强地避免重蹈祥林嫂的覆辙。王芳决定再生一个，尽管她35岁了。不仅仅为了“传宗接代”，她对记者说：“只要没了娃的都想再生，否则看见人家牵着娃多难受啊！”
农村人对孩子的感情同样真挚，并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样纯为“养儿防老”。导演陈忠在什邡拍了半年纪录片，他说，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想再要一个孩子，以抚慰心灵。有人夜里梦见死去的孩子对自己说：“妈妈别怄气，我已经在你肚子里了。”她去检查，果然怀孕了。王芳的邻居怀了双胞胎，乡亲都羡慕地说“赚了赚了”。
今年4月23日，上天赐给王芳夫妇又一个小生命、他们死去的儿子一个小妹妹。相比那名没能走出丧子阴影的妇女，王芳自承“很幸运”。命运就是这样，哪怕同住一个镇子，也往往大相径庭。女儿出生那天，整个什邡万里晴空，预示着阴影并非不可驱散。
努力生活
新生命带来新希望，即便条件仍然艰苦，却毕竟有了盼头。现在，王芳和丈夫、婆婆住在一间用竹席搭成的棚子里，兼做裁缝铺子，为人做衣服维持生计。
在王芳等镇民看来，最困难、最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生或死确定，秩序慢慢得到重建，道路恢复，废墟已看不太到了，永久性住房即将完工。四川人还是那样悠闲，摆龙门阵、泡茶馆、闲扯……生活状态似乎又轮回到了地震前。
但有些东西是时间无法抹杀的。在陈忠的纪录片里，王芳的丈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圣诞卡片，上面用稚嫩的字迹，写着祝福的话语。2007年圣诞，一个小女孩送给他们儿子这张卡片。可如今，写卡片的、收卡片的都不在了。
王芳也给记者看了那张卡片，眼圈一红，埋头继续裁衣服。竹棚条件并不好，老鼠太多，以至于裁缝王芳领来的捐助棉被，都被咬破了。然而相比埋在废墟里的亲朋好友，能住上竹棚，且生了个女儿，她已经相当满足。现在，这个8天大的女婴，成了王芳全家的寄托。
对话
记者：你的纪录片呈现了震区人民最日常的生活，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忠：我有意回避了惊心动魄的场景，拍的主要是活生生的小人物。他们很安静，整个气氛是那种川西民众特有的休闲。尽管今年春天特别寒冷，油菜花还是灿烂开放，镇上的人们还是插科打诨。但平安生活的表皮下，是裂得很开的伤口。而这并不需要用残酷的场面刻意展现，平静的才最有力量。
记者：最打动你的场景是什么？
陈忠：我们去什邡妇幼保健院的板房看王芳，通过检测仪器上的扬声器，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胎音，急促而响亮。这就是最有力的生命的鼓点，是世界上最单纯最优美的音乐。我当时想，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准妈妈，在寒冬里挺着大肚子，从山里坐公共汽车，颠簸四十公里山路，进城转两次公交车，来到这个震后临时搭建的板房医院，就是为了听一听这个由自己的爱和身体所创作的优美乐章。我激动不已、双眼潮湿，让脚架上的摄影机一直静静地开着。
记者：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忠：这次拍片，跟以往的经历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感觉不是出差。以前我拍东西，无论国内国外，心里总在计算天数，因为自己是外地人，拍的是当地生活，出差的感觉是固有的。我是温江人，什邡以前属于温江地区，虽然离开老家多年，但这次在灾区拍片我感觉是在记录跟自己密切相关的一段生活，里面有自己的影子。
陈忠：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至费城念电影导演研究生，获MFA（Master of Fine Arts)学位。2004年定居北京，组建西里曼影像工作室，从事影视创作。作品曾入选全世界的20多个电影节，获得过美国柯达最佳纪录片摄影奖等奖项。自2008年11月起，他花了半年多，在什邡拍摄纪录片。 链接：
地震期间，什邡受灾群众达到20多万，死伤四五千人。什邡的三个镇，即红白、洛水、蓥华，均受灾严重。为了加快灾后重建步伐，2009年，什邡将完成的建设工程量将达到30亿至40亿。 （成都《热道》杂志记者吴梅对此文亦有贡献）
一周年，重返北川（5月2日）
5月2日早上7点，韩祥飞和家人从绵阳出发，去北川。按照农历计算，这天为四月初八，恰恰是5•12大地震一周年。
韩祥飞是前一天从江油赶到绵阳，和在绵阳打工的弟弟相聚的。重回北川的建议，则是姐姐提出的。因为县城全毁，已无法恢复原貌，加上防疫、防汛等需要，北川时不时封城。但姐姐说：“一周年了，应该能让我们进去祭拜的。去年百日祭、今年春节和清明节，不都能去吗？”于是弟弟向老板借车，听说他们要回北川，老板二话不说，点头同意。
韩祥飞他们10点半才进入被废墟占领的北川县城。“路上太堵了。”他告诉记者，本来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整整花了3个半小时。尽管清明刚过，但人们还是不愿放过缅怀亲人、宣泄悲伤的机会。没有任何组织，自发的车辆在崎岖山道上行驶，到了擂鼓，车流缓缓停了下来——车队已延伸至北川县城，没法开了，韩祥飞他们只得下车，步行半小时进入县城。
父母住的房子遗址找到了，然而由于父亲地震前出门，所以罹难地点已无从考证。此次祭奠，韩家来了10多个直系亲属，而埋在废墟下的亲人有10位。半个家族祭奠另半个家族。
韩祥飞他们并没有待多久，眼前一片废墟，他们已没有心力在想象中复原老家的场景。令韩祥飞欣慰的是，鲜花无孔不出地突破废墟，红的、紫的、白的、黄的，烈日下鲜艳盛开。他数了数，韩家的废墟上，盛开着7朵小花。 让痛苦者坚强 震区3日，行程匆匆，我尽量把自己变成一个容器，接受着各种故事、倾诉和情绪。72小时后，已有太多的细节将我充盈。
在什邡，碰到一个年轻人，女友在地震中“失踪”。女友生前最喜欢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里面有句歌词：如果能够飞檐走壁找到你。“我好想去找她，可墙倒了、屋垮了，连飞檐走壁都不可能了。”——这个深情的年轻人让我发觉，流行歌曲也如此震撼人心。
在都江堰，有名老妪被悔恨纠缠。她儿子在外地工作，4年未归，去年五一又放弃了休息，想多挣点钱，因此和想念他的母亲、妻儿有些不愉快。5月9日，他咬咬牙回来了，且打算待个五六天。谁料才3天，他就再也走不出这座小城——只有听过老妪的哭声，才明白人生竟然如此吊诡。
悲伤、痛苦，这是震区民众逃不脱的心态。但悲伤和痛苦，又远远不足以概括全貌。
在成都坐出租车，的哥会说上一段他和震区的故事。张师傅曾加入“的士大军”，驰援都江堰；代师傅载过几名记者，连续三四天奔驰在汶川、绵竹、德阳、北川之间……出租车里还有一叠券，印着“一元钱，共建都江堰中兴九年制学校”，谁捐款就能得到一张。每次我都主动捐款，而的哥很诚恳地说：“谢谢你。”
在江油，放学时一对男女学生从还搭着脚手架的校舍走出来，嘻嘻哈哈，看见门外等候的家长，脸红了，没打招呼就跟着走了，却还频频回头偷瞟对方。这个青春期特有的景象，在那个阴云密布的下午，令人倍感温暖。
在绵阳，废墟得到清理，重建工作紧锣密鼓，城市逐渐恢复；在擂鼓镇，志愿者定点支援，始终未曾离开；在北川，鲜花顽强地从缝隙中钻出，希望春风吹又生……
该用什么词句描述这些场景呢？我思考着。
回上海前，抽空去了趟成都杜甫草堂，看见诗圣紧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目光。想起诗人黄灿然的《杜甫》：“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叫无忧者发愁，痛苦者坚强”。
痛苦，但要让痛苦者坚强。这是此次行程我最大的感受，也是对“汶川精神”的最佳注脚。以后人们会说，没去汶川，不算到过四川。 【生活周刊】记者唐骋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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