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忻汰僧先生

第一次知道忻汰僧先生是在忻锦昌老先生编辑的《陶麓通讯》上, 锦昌先生在一则短文中提到要为忻氏的几位前辈写些小传,内中就有忻汰僧先生。锦昌先生在忻氏联谊会初期时去拜访过忻汰僧先生后代的家,但也没有获得多少信息。
十年前也在网上和文史资料上查过忻汰僧先生的信息,但确实不多,只知道他是个律师,在大革命时期是和共产党在一起的, 他是审判当地劣绅张天锡的人民审判委员会执行审判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捕过。
我在寻访忻氏家谱的过程中也只了解到他有两个著名的儿子,一个叫忻去伪,是中国现代地理学家,发表过不少地理学论文。可惜英年早逝,28岁时患肺病去世。他娶了张家之女为妻，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张其昀的妹夫。另一个叫忻去邪,字介六,即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而对忻汰僧先生本人则知道家谱中他又叫忻壹，也参与了编辑家谱。在一本家谱中知道他是元字辈，原名宗光,又名权,后又名壹,字汰僧。浙江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四明专门学校法律科、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别科毕业。任定海审检所主任、帮讯员兼承审员。
几年前接到陶公山忻宏斌先生电话,说是在柴场的忻江明墓被毁。我即赶去陶公山,和忻宏斌先生到柴场察看, 忻宏斌先生同时告诉我还发现有忻汰僧先生墓碑，我又惊又喜，终于有了我关注的信息，可惜那块墓碑很大，只能看到背面,正面大多埋在土中，无法看清碑文。由于正在和毁墓方交涉,我当时想当地会妥善解决此事的。又过了一些时间,我又听忻宏斌先生说,被毁的几块墓碑已被毁墓方移到工地外了。我又赶去陶公山,和忻阿惠先生、忻宏斌先生到现场察看, 墓碑已在虾公岭下的东钱湖边了。这一次忻汰僧先生墓碑正面朝上,可以看清碑文上的字了,可惜已断成两截,有一端还被黄泥涂上。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相机先把可见的部分拍摄下来,当时还希望当地有能力把这些墓碑迁到陶公山去。可是后来由于我的一些原因和当地的一些原因,没有抓紧时间把墓碑迁移,这是我常常自责的。所幸忻江明墓后来由其后人迁移进了公墓，而忻汰僧先生墓碑听说还在那里,后因修路就被埋在湖边了。
事隔几年,此事一直难忘,也一直在关注着忻汰僧先生的信息。忽然有一天在宁波的一个网上发现了十多条忻汰僧先生的信息,真是喜从天降。再从电脑中找出那时拍摄的碑文照片,逐字抄录,这样总算可以了解一下忻汰僧先生的生平情况了。
先把碑文介绍一下,这个碑文不是别人写的,竟是忻汰僧先生自己写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精神。由于墓碑的可见处已不完整,我抄录的文字也不完整，只好说可见部分如下：
忻壹自为墓志铭
忻壹，字汰僧，世为鄞东陶公山忻氏，曾祖维新，祖成佑，父济□□□□□不幸，年十二失怙，十四失恃，十九来城就书院肆业，二十一更今名，入宁□□□□□浙江全省自治研究所□等毕业，二十八入浙江官立法政学校，三十一入四明□□□□□□□字第一号律字第一号毕业。生懧愚气，真学无成，不通人事，遇有非是，面斥力□□□□□□□来世亦不与近，□举未获选，变政后曾任鄞县地方自治研究所所长，宁□□□□□一等书记官，定海县帮审员，浙江第六地方检察厅学习检察官，动而得谤，不久于位。□□十馀年亦未能自信命也。妻港陆国学生陆世芳次女。有男五人，长去伪，次去邪，游学□□□得病卒，去邪得德国理学博士回，三去病，法学士，四去兵，五去富，均中学学生。女五人，长维□，□□科毕业，适德清日本理学士沈学源。次维华，商业学校学生，三维宁，四维陶，五维忻，□□长张秀涛，次陈灵湘，均幼稚师范学校毕业，三戴征瑞，法学士。孙四人，鼎明，鼎睿，鼎知，鼎寔，□□□□□□□于寨场师古坪共有山中，坐辰向戊兼巽乾，乃为铭曰
噫！忻子，噫！忻子，寓形宇内，复几时生，生□□死，何灵埋我，骨□□□，□□人属，望在云礽，吾子吾孙，黾勉奋发，启后□□
我用家谱、史料和碑文相互校补考证,发现□□处可填进一些内容,但仍以碑文为主,因碑文是他自己写的,可靠性更大。我对碑文的解释是：
忻壹,字汰僧, 原名宗光,又名权,二十一岁更名忻壹。曾祖父忻维新，祖父忻成佑，父亲忻济□。早年不幸,十二岁父亡,十四岁母亡。十九岁到宁波城里书院就读，二十一岁入宁波某校,某岁又入浙江全省自治研究所□等毕业，二十八入浙江官立法政学校，三十一入四明专门学校法律科，以□字第一号律字第一号毕业。民国后鄞县地方自治研究所所长，宁波某处一等书记官，定海县帮审员，浙江第六地方检察厅学习检察官。娶的妻子是港陆的国学生陆世芳的第二个女儿。生有男儿五人，长子忻去伪，次子忻去邪，忻去伪游学日本、德国,后不幸得病去世，忻去邪得德国理学博士回，三子忻去病，法学士，四子忻去兵，五子忻去富，均中学学生。女儿五人，长女忻维□，某校某科毕业，嫁给德清人日本理学士沈学源。次女忻维华，商业学校学生，三女忻维宁，四女忻维陶，五女忻维忻，儿媳有长媳张秀涛，次媳陈灵湘，均是幼稚师范学校毕业，三媳戴征瑞，是法学士。孙子有四人，忻鼎明，忻鼎睿，忻鼎知，忻鼎寔。
忻汰僧先生在碑文中说自己生懧愚气，真学无成，不通人事，遇有非是，面斥力驳，来世亦不与近，因而动而得谤，不久于位。给我们刻画出一个硬骨铮铮的强项书生形象。而从他给自己儿女取名的行为上更可看出他的不同凡响,五个儿子取名去伪，去邪，去病，去兵，去富，不正代表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追求和好恶吗？而他为长子最初取名叫忻大,字复汉,更有反清的思想。另外,对五个女儿的取名维□，维华，维宁，维陶，维忻，不也代表了他对中华、对宁波、对陶公山、对忻氏的热爱和维护吗？而对四个孙子取名明睿知寔，更是寄托了他对后人的希望。
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定好了自己的墓位,并在碑文中记录了方位, 葬“于寨场师古坪共有山中，坐辰向戊兼巽乾”，难道他也预见到朝代更替、世事兴亡,自己的墓会有不测,只要碑在,墓是肯定会按原位恢复的吗？而由此我也知道所谓“柴场”这个地名还有“寨场”这种写法。
另外,由于这块墓碑上的文字是由忻汰僧先生自己写的,也应是他的手迹,而文中没有一般碑文中常见的年月日记载,所以我认为这块碑是在忻汰僧先生生前就刻好的,因为他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离开人间,而此碑文中也没有他的生年,也与惯例不同,这些都表明了忻汰僧先生的独特想法。
而在碑文最后一段的铭文中,我似乎听到了忻汰僧先生对忻氏子孙的呼喊：噫！忻子，噫！忻子，吾子吾孙，黾勉奋发！

读完了碑文,再来看看眼下发现的有关忻汰僧先生的信息,我们更能了解他在大革命前后度过的那些激烈的人生。

1919年1月（旧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宁波总商会本届会长任满，照章改选，全体会员六百三十四人选举会董，二十八日早八时开票，当选会董为徐镛笙，董维扬，蔡芳卿，王叔云，屠鸿规，蒋衡卿，丁忠茂，孙轩蕉，费冕卿，戎逸亭，余芷津，冯子枚，何舒梅，梁廉夫，洪复斋，余子权，左竹士，徐祖彭，李毓卿，盛省传，余润泉，苏九韶，孔馥初，陆炳章，陈子秀，李书稔，毛稼生，郁樨口，王介卿，江安澜，江槐堂，袁端甫，应道生，陈季衡，刘文照，陈含章，唐沛然，陈兰生，葛望云，顾元琛，朱莲生，楼鸿笙，唐颖士，孙虹笙，忻子湘（系宁波永源大钱庄经理），沈崇如，忻汰僧。（见1919年1月5日《申报》）

林注：由634人选出的47人中有忻氏两人,可见当时忻氏在宁波总商会中地位不低。

1923年11月1日，甬总商会于一日下午四时开十一月份第一次常会，到者有陈林两会长及会董忻太僧、袁书霖等十余人。（见1923年11月4日《申报》）

1923年11月9日，甬商业联合会日前开会员大会，会员到者二百二十余人，讨论进行事宜后，并选举职员。上午开票，当选职员，录之如左：胡叔田一百三十五票，当选为正会长，丁忠茂一百二十二票，屠鸿规一百十五票，当选为副会长，张岳年、忻汰僧、袁书霖等二十三人，当选为评议员，毛稼生、杨诵仁、王怀明等八人当选为干事员。（见1923年11月12日《申报》）

林注：由220人中选出23人名评议员, 忻汰僧位居前三,可见他当时也地位不低。

1924年6月8日，鄞县农会召开选举大会，范恒毅当选为正会长，忻壹当选为副会长，陈莼荪为候补正会长，陈孟旋候补副会长。（见1924年6月11日《申报》）

林注：这时,他竟农、商兼顾,还被选为副会长,可见他已成了鄞县农会的第二号人物。

1924年6月15日，宁波国民党市党部，由经子渊、张保灵、陈俊明等发起组织以来，业已征集党员七十八人。特于十五日下午，在后乐园开成立大会，党员到者颇为踊跃。至二时许振铃开会，首全体党员向党旗行三鞠躬礼，次推忻太僧为临时主席，宣开会词。次张保灵报告筹备经过情形，略谓宁波现有之区分部，有城区四部，江东四部，江北三部，均有人员专责云云。次省党部特派员致词。次推选执行委员，结果，以张保灵、忻汰僧、谢传茂、陈俊明、汪仲甘、周天僇、甘翔青等七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候补当选者，为张翠莲女士、冯三眛、吴叔黄等三人。次恽代英演讲，次党员演讲，次向党总理行三鞠躬礼，迨散会已六时矣。
（见1924年6月18日《申报》）

林注：这时的忻汰僧已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在宁波国民党市党部的成立大会上他还被推为临时主席主持大会由此推想,他可是忻氏家族中最早的国民党员了吧！而又被推选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在当时78个国民党员中可算是个领头人物了。在这次大会上又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演讲，他的出现已表明了当时国共合作的状况，忻汰僧应从此受共产党的影响。

1924年6月28日，宁波七邑游民乞丐教养所，由旅沪甬商邬志豪等筹备进行，并已募集四五万金各节，已志本报。兹悉邬君于前日由沪返甬，由张申之君，于二十八日，柬邀就地官绅，在普天春公宴。到者有王镇守使、黄道尹、石团长、江知事、姜前知事、刘厅长、奉化吴知事、李管带及耆绅盛省传等数十人。由张申之主席，略谓邬君志豪对宁波七邑游民乞丐教养所，筹备进行，不遗余力。昨自沪上来甬，同鄙人邀集就地长官及父老等，共商办法云云。次由邬君报告在各处考察教养所办法，及此次筹集经费经过一切情形。略谓此项经费，在沪承认者，已有陈德培、陈其观、陈基萌、钱雨岚、李征五、何绍裕、何绍庭、王儒堂、王方连等十余人，又董杏生君，独认五千元，其余承认二三千元者，亦颇不乏人，共计集有四五万金之谱。惟此事第一要件，即为经费问题，但此经费筹集较易，沪上有甬人商店五千家，每家月出五角，以年计，即得三万元。令组名誉董事四百人，每人认费五十元，亦得二万元。再甬地各商号各住户，均可劝募，京津汉诸同乡，亦可筹募，如能普及，则经费一端自可不成问题云云。又谓今日第一步办法，先行组织筹备处，请地方长官，同乡父老，加入发起云云。盛省传君谓去年晤项城袁述之君，因在甬曾过天童育王等处，见乞丐甚多，有创办乞丐收容之主张，且自愿担任经费。今邬君有此热心，余虽老，当竭力赞助，期观厥成云。其余忻汰僧、胡叔田、张申之、陈季衡诸君，均有建议。讨论结果，由列席者签名发起，计有镇守使、黄道尹、袁监督、刘厅长、江知事、姜前知事、奉化吴知事、石团长等，暨盛省传、邬挺生等三十余人。邬君热心奔走，深得就地官绅之竭诚赞助，想此举不久必可实现也。（见1924年7月2日《申报》）

1924年9月12日，宁波国民党及学生联合会召集各团体，在后乐园开国民国民大会筹备会。到者有赵钵尼、王思成、王翔青、忻汰僧、许汉臣、陈器伯等代表多人。议决，定本月十四日上午，假鼓舞台开国民大会，由筹备处通知各学校及各团体，并登报通告全体市民。（见1924年9月15日《申报》）

1925年9月18日，宁波各公团联合会于下午三时，开会议案如下：(1)参业沪案后援会来函，为宏大参号五卅前东参定货一百斤，业经审查确实，定星期二装甬，准转知调查委员会放行。（2）县议会来函，退出本会，公决去函挽留，并推冯纯管、陈季衡二人接洽。（3）糖业提议，五卅前定货展期二星期装甬，通过。（4）调查委员会议案（略）。（5）外交后援会委员忻汰僧报告移交情形，该会共负债额二百五十余元，请设法筹还案，公决向明华银行借洋三百元，以资归偿，由主席俞佐庭担保。（6）决议本会委员赵钵尼、陈南琴二人，三次未到会，例因除名，公推金梦麟、袁端甫二人弥补。（7）陈孟璇报告挽留学生会加入本会，学生会提出三条件请讨论，公决仍推前代表四人，再去疏通加入。（见1925年10月1日《申报》）
1926年5月23日下午，宁波七邑游民乞丐教养所在总商会开第三次筹备会，到俞佐宸等多人，由袁端甫主席。首报告前日与林厅长在钱业会馆邀集钱业各领袖，当场认募经费三千元，次修改筹备会草章(不录)，次推胡叔田为总务股主任，韩乐书、杨诵仁、史镜涵、陈荇荪、杨国藩等为股员；陈季衡为文书主任，徐翥青、金臻庠、张乐尧、忻汰僧等为股员；洪宸生为工程股主任，赵宇椿、朱旭昌、毛嫁笙为股员；张述尧为经济主任，张申之、陈之秀、俞佐宸、陈南琴、张莼福、王才运等为股员。（见1926年5月26日《申报》）

1926年4月19日，忻壹任国民党市党部正式监察委员（唯一的一位，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候补监察委员）。

林注：当时参加国民党的人应该比较多了,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出现,所以国民党市党部开始设监察委员，忻汰僧应是首任正式监察委员，所以只要一人就够了。

1926年7月21日，宁波各公团联合会于下午二时，在县议会开代表大会，到代表二十余人，公推陈荇荪主席，蒋本菁记录。一、主席宣词；二、审查新加入团体，计(1)各界妇女联合会，(2)非基督同盟会，(3)淮社宁波分会，(4)店员友谊会，(5)小学教师联合会，(6)爱国青年社，均通过；三、会所仍定县议会；四、公推陈荇荪，忻汰僧，蒋本菁，吴近，金翊群，沈孝绩，洪宸笙，陈俊明，金梦麟九人为干事；五、推商会、学生会，国民党市党部，工商友谊会，律师公会五团体组织经济委员会。议毕散会，时已将六时矣。（见1926年7月22日《申报》）

1926年7月31日，宁波店员友谊会在城内傅家房子举行同乐会。到团体如青年会、药业伙友同人会等，及来宾会员等达三百余人。七时开会，首奏乐，次来宾及会员入席，次对国旗行敬礼，次主席周忍齐宣词，次倪德昭、蒋书菁、忻汰僧等多人相继演说，次主席致谢词，次余兴，有国乐、双簧、京调、新剧等多种。迨散会，已将十二时云。（见1926年8月1日《申报》）

1926年10月10日，宁波自万县惨案发生，抗英之进行，颇为积极，而尤以抗英急进团为最。前晚(九日)该团团员因焚毁老源记英货，团员李花白、戴显荣二人，被警局拘捕，该团主席陈荇荪亦自投警厅被押。各公团联合会，发起在郡庙开庆祝国庆会时，议决赴厅请愿，公推吴近、竺清旦、庄子周、倪德昭、陈叔谅等十六人为代表，而到会者(约数百人)亦随至厅外停候，代表至厅时，士绅张申之、忻汰僧、金臻庠等，亦在请愿，后由林厅长亲自接见，各公团代表要求释放被捕三人，并要求启封店员友谊会(该会在廿條桥因未向厅立案，乃于十日晨被封)结果极为满意，允均于即日实行，而该代表等，又至司令部及道署请愿，结果亦极满意。允俟手续了清后，即可实行，惟伫候之学生等，则云俟释放后同去，乃至下午三时，仍未解决，至四时，林厅长乘轿至司令部，三人亦被解至该部，于是伫候者乃亦至司令部，于五时始行释放。从此本可无事，不料昨晚，又有形如学生者十余人，谓此事均由老源记起端，乃将该店招牌打毁，而店员友谊会，于昨晚忽发生私自启封情事，致保安警又将该会管理员屠祖安传去问话，后即释放，而陈荇荪等三人，于下午三时，又被司令部传去，不知将如何解决也。（见1926年10月30日《申报》）

1926年11月30日下午，宁波公共图书馆在后乐园薜楼举行筹备会成立大会，到蔡芝卿、董贞柯、何璇卿等三十余人，公推何璇卿主席致开会词，陈叔谅报告筹备经过历史，通过筹备会章程，公推李霞城为筹备主任，陈荇荪、陈叔谅为总务干事等，马泽民等为文书，李啸城等为会计，赵季瑜等为庶务兼整书职务，忻汰僧等为交际。(见1926年12月1日《申报》)
1926年12月17日下午，胡叔田、张申之、赵钵尼、金梦麟、忻汰僧、杨眉山、屠时逊等多人发起在县议会召集各团体代表会，组织各界联合会，实行浙人治浙，并可与杭州取一致行动。（见1926年12月18日《申报》）

1926年12月25日，宁波各界联合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公推金梦麟为临时主席，张申之，陈季衡，胡叔田，赵钵尼，金梦麟五人为主席团，陈器伯为总务股长，竺清旦为组织股长，忻汰僧为宣传股长，俞佐庭为经济股长。（见1926年12月26日《申报》）

林注：大革命时期忻汰僧应是以律师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既是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又是用律师的身份与当局打交道,还有国民党的背景,这让他当时十分繁忙，这也是当时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1927年初，蒋介石派王俊到宁波任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在宁波开始“清共”活动。

1927年3月20日，宁波总工会被焚。

1927年3月21日，全市工、商、学各界群众在小教场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喊出：“打倒反动右派”、“肃清反革命”、“拥护总工会”等口号。王鲲等上台揭发反动派罪行，发表告宁波民众书。同时，中共宁波地委还派王鲲、陈国咏联合各界代表张申之、忻壹（汰僧）、金梦麟等组成人民裁制委员会，判处纵火犯罪行，并由公安局配合工人纠察队逮捕劣绅张天锡，查封他的财产。宁波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揭露王俊罪状，指出烧毁总工会的唆使人是王俊，喊出了“打倒王俊”、“反对新军阀”等口号，并发电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换王俊职务。

1927年3月31日，宁波人民团体联合会，自推出宁波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后，该委员等于今日(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在小校场行就职宣誓典礼。到委员张申之、庄禹梅、杨眉山、黄鲲、俞佐庭、忻汰僧、范纯琯、袁端甫等八人，各团体到场者共计三万余人。由县长金鼎司仪。会后，到会群众拥该执行委员至市政府就职。（见1927年4月2日《申报》）

1927年4月9日，国民党市党部党报《宁波民国日报》登出了一篇“王俊十大罪状”后，王俊扣押了《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

当时中共宁波地委派杨眉山(中共指派在国民党市党部内担任常委)、王鲲两人与民主人士张申之、忻壹（汰僧）、俞佐庭等，去防守司令部提抗议。王俊把王鲲、杨眉山当场扣押，张申之、忻壹（汰僧）、俞佐庭等当即离开。

1927年4月10日，中共宁波地委领导的市总工会又号召市民在小教场开会，提出声讨王俊、声讨反革命新军阀口号。大会开始前，王俊派新任公安局长吴万钧首先向警察大队训话。当时学生和店员工会队伍边呼口号边冲进来，听到“训话”中有“要防止坏人捣乱”等言词时，就有人上台把吴万钧推下台来，吴万钧自然愤恨在心。这时，防守司令部又派士兵开进来。军队在吴万钧的挑动下，便吹起军号命令向纠察队开枪射击，四周的其他士兵也上了刺刀冲进来，冲散了会场。当场被打死的有二人，一个是铁路工会的纠察队员熊双福；另一个是民强中学学生吴彭年。枪伤的有十几人。

1927年4月11日，王俊改组市党部，登出启事三则：一、通令国民党员重新登记；二、通令重新组织国民党各区分部；三、开除四十一个党团员和进步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其中有共产党员赵济猛、杨眉山、王鲲、竺清旦、江少怀、许广武、陈国咏、柴水香、王安卿、冯咏雪及国民党左派庄禹梅、金兆绩、忻壹（汰僧）等。《四明日报》消息中还写了这些人因“破坏党部、图谋不轨”等所谓开除理由。

林注：国民党开除国民党在当时是常见的事，而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斗争加上共产党在内就显得更为激烈,而忻汰僧肯定是国民党左派，和他在一起与右派斗争的庄禹梅这时是国民党左派，后来成了共产党宁波地区的地下负责人之一,而后来的忻汰僧有没有和他在一起就要继续考证了。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新的市党部开了“庆祝太平大会”。公开提出要枪毙杨眉山、王鲲和庄禹梅及“迅速拿获竺清旦、王竞天、许广武、陈国咏”口号。

1927年4月19日，据称为前宁波市政府委员忻壹被市党部党员拘获，暂押公安局，候查核办。(见1927年4月20日《申报》)

此后，忻壹（汰僧）被捕后，有人（周闪耀）看见他被关在鄞县看守所和北门第二监狱。

1927年6月22日，共产党员王鲲、杨眉山被斩首。

林注：大革命失败后, 忻汰僧被捕,后来应是被商会或国民党内有力人士所救才出狱的吧？当然他出狱后还是当律师,还是在宁波的律师公会中有一席之地。

1931年5月17日，鄞县律师公会改选职员，出席会员骆璜等五十八人，讨论提案后，即行选举，结果黄荣昌当选为正会长，童葆恒当选为副会长，骆璜、忻壹、陈机、宋增、毕文秉、严彭龄、张振霄、茅一凤等八人当选为评议员。（见1931年5月20日《申报》）

1934年,他的长子忻去伪去世, 忻汰僧先生当时还健在,所以他的自撰碑文中有记载。
1935年,他的次子忻去邪（即忻介六）获德国洛斯托克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忻汰僧先生当时也还健在,所以他的自撰碑文中也有记载。
就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我仍不知道忻汰僧先生的生卒年。但我总算发现了忻氏家族中在民国初期时的一位有革命史经历的著名人物,这是继忻江明先生后的另一位忻氏名人,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敬仰！

锦帆先生在继找到忻氏端二公后代并与端一公后代相逢后，又立下一大功，这就是找到了定海车梳桥，由此也可见宁波忻氏联谊会的实力和贡献。
由此也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过去找车苏巷走了一段弯路。因为对康熙以后把定海改为镇海认识不清，所以我把找定海车苏巷的重点一直放在那个现在叫定海的岛上，甚至还去那里寻找过忻氏和车苏巷，自然是南辕北辙，找错了地方。
记得与锦帆先生一起去拜访忻氏端二公的后代，那时到了墩头王，并去寻访了忻氏端二公后代的坟茔，但当时就是没有去找镇海老县城，与寻访车苏巷失之交臂。
这一次，锦帆先生提供的车梳桥线索启发了我，于是把明代嘉靖《定海志》、清代光绪《镇海志》、民国《镇海志》三部书找来翻了一番，考证车苏巷的真实方位。
先看那部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编纂的《定海志》，我找到了一个地名：车旋巷，地处定海城北街。当时的定海城不大，分东西南北四条街，与街交错的巷也不多，东街、西街分别只有两条巷，南街有七巷两弄、北街有九条巷，而车旋巷即是北街九条巷中的一条。而家谱中的车苏巷和实地中的车旋巷以及车梳桥，这三个字的发音是接近的，车苏和车梳更是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同一地方。
同时，还发现锦帆先生文中提到的马贺弄，在明代嘉靖《定海志》叫马和弄，因地处城西，所以应不会错，这是明代定海城中少见的两条弄之一，另一条叫施家弄。后来怎么改成马贺弄就要当地人去查证了。
再看清代光绪五年（1879年）编纂的《镇海志》，那时的镇海城比明朝时要发展得繁华一点，北街有十二条巷和弄，车旋巷仍是北街九条巷中的一条。锦帆先生文中提到的金向任弄也有了，在锦帆先生提供的民国地图中可见，马贺弄在城西、金向任弄在城东，而《定海志》、《镇海志》中定位的车旋巷应在城北或城西北，这与地图上在马贺弄附近的车梳桥也应相近，因马贺弄是南北向的，北端附近有车梳桥，而车梳桥附近有回回弄，所以把车梳桥、回回弄都算城北也可以，当然这一判断还应去当地考察请教本地人才能定，我仅从文献和民国地图判断还只是纸上谈兵。
同时，对车旋巷和锦帆先生文中提到的回回弄是不是一个地方，清代光绪《镇海志》中也出现了回回弄这个地名，虽然没有准确的位置，但对照锦帆先生文中的民国地图，回回弄应在镇海城的北面或西北面是不会错的。而在明代嘉靖《定海志》中没有回回弄这个地名，说明它还不够老。
但车旋巷和回回弄在清代光绪《镇海志》中并存，根据常理分析，巷、弄应不是同一条，那就只有交错的可能，即车旋巷有可能与回回弄交错。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纂的《镇海志》中，发现车旋巷已改名车梳巷了。而从三部地方志中对车旋巷的排列位置来看，如原来定海城有一条东西向的北大街，那么车旋巷就是在北城巷和河后巷之间的一条南北向小巷。因为明代嘉靖《定海志》中城北九条巷的排列位置是：北城巷、车旋巷、河后巷、卫后巷、大西门巷、宝山巷、善庆巷、卫西巷、宝林庵巷。而民国《镇海志》中城北十三条巷、弄的排列位置是：北城巷、车旋巷、河后巷、后大街、卫后巷、卫东巷、卫西巷、大西门巷（即水门巷）、宝山巷、善庆巷、宝林庵巷、仓基弄、江漕弄。可见这条车旋巷基本没有改变位置，只不过到了清末民初正式叫车梳巷了。而在锦帆先生提供的1932年版的民国地图中可见，从1923年到1932年之间，镇海的街巷也有了大发展，大多数原来叫巷的都没有了，出现了大量叫弄的路，于是车梳巷也没有了，仅存一个车梳桥，让忻氏后人还能据此定位，找到忻都之子忻睦宗的居处，找到离陶公山和梅墟忻氏族人最近的一个发源地。
有了锦帆先生提供的1932年版的民国地图中车梳桥的准确位置，我们即可让车旋巷的准确位置进入现代地图了，我查对了现代地图后认为：明代的车旋巷即在现在宁波市镇海区三角地路。这条南北向的路南端与童李衙弄相接，并与东西向的谢家河塘路相交，童李衙弄和谢家河塘都是1932年版的民国地图中车梳桥边的明显参照物，而现代地图上此处无河无桥，要去当地看过才知。而三角地路的北端应是明代叫北街的地方（现在叫后大街），可资参照的是沿后大街向西有一条路叫大西门路，路边有河，于是推测原来叫大西门巷（即水门巷）的地方即在现代地图上的那条后葱园弄附近。而车旋巷东西两侧的北城巷、河后巷则应是现代地图上的胜利路和西长营路，对西长营路可参照的是它正好位于一条河的末端，因此取名河后巷。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证的是：明代的车旋巷在元代叫什么？我们的家谱中写的车苏巷真的是传说谐音还是车旋巷在元代就叫车苏巷，忻都居住时就叫车苏巷，后来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才叫车旋巷的，正像也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而又叫车梳巷一样。
现在我们已认定了车苏巷的准确位置，再来说说车苏巷为什么那么重要？
首先因为这是忻氏家谱中提到的最早的一个详细地名，之前提到的地名都无史料可以相证，如天水、福建南安、安徽滁州、金塘等。而忻氏家谱只有到这里才说，十五世忻睦宗迁居定海县车苏巷。而这位睦宗公正是十四世忻都的两个儿子之一。
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比较可信的那位做过定海县达鲁花赤的忻都，晚年定居金塘岛，他的长子忻敬宗承袭一个官职（指挥），后又被派去福建任职（指挥使），那么他的次子忻睦宗后来也从金塘岛迁居定海县车苏巷。这种可能性的可靠度就是很大的。
而由车苏巷开始，才有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理位置，也与他的子孙后来在小港、梅墟、陶公山等地定居有了可考证的联系，忻氏家谱才有了比较可信的明确地位可以与史料相证。
我再读忻氏家谱，感到正是靠了这位十五世睦宗公，才有了现在陶公山和梅墟忻氏的上万后裔。而也正是靠了这位十五世睦宗公，才有了十七世孟仁公迁居台州临海县，或许成为临海忻氏的始迁祖。也正是靠了这位十五世睦宗公，才有了十九世祉公迁居德清县，或许成为德清忻氏的始迁祖。
所以，这个车苏巷应是忻氏家族的一个认祖之地。
在此，还要再一次感谢劳苦功高的忻锦帆先生！

最近看到了一些关于忻氏来源考证的文献，因此想把一些想法记下来，以备以后一些考证者们参考。要说明的是这些想法是基于我看到的文献所写的，没有文献证明的就不足为证了。

一、 忻氏起源于山西是沒有证据的。

主张此说的拿不出任何证明来证明，有人说忻水是封地，所以有了姓忻的人，但拿不出证明说姓忻的人最早是姓什么的？是什么时候封的？
另外，忻县和忻城县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广西，而且忻城县也不是忻氏的封地，说此话者也拿不出证明。
忻水和忻口的出处在史书上早有记录，《清一统志》引《魏土地记》称：“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忻、欣同义），故名。”可见与封姓不是一回事，而如有封姓也可查明原姓是何姓？现在不说证据，就推说山西有忻县就是忻氏的封姓之地，这也太有想像力了。
但还有一条信息可与忻口相连：五代周显德元年攻北汉符彦卿入忻州，契丹兵在忻、代间，北汉声援者退忻口。秀容县有忻口，皆今为民居，其半筑堡为戌守之所。由于原文无出处侍查，但契丹兵三字也是个线索，可据此查找是否因契丹人在忻州居住过而指忻为姓。

二、 忻氏起源于天水也只是一条孤证。

而说忻氏源出天水也是明朝人的一种说法，也没有引出史料来证明。
现有史料仅有一条线索说明金代有一个叫忻元礼的人写过一首词，记载在《陕西通志》上。但这首词还有争议的是也有别的书说是折元礼所写，到底是折元礼还是忻元礼？还在考证中。

三、 家谱中记载的忻都有多少巧合？

且不说天水不等于山西，就是天水也不等于所有忻氏都出于天水。因为现在由史料所见有四个民族的人有叫忻都的，总不能说他们都出自天水。
家谱中记载的忻都，有几点是无史料相证的，如：“宋时登解元，元赐进士，除右纳言，谪授定海县令，旋陞尚书左丞，公后见幾（机）退居金塘。又说至元年间授定海县令，陞庆元路总管。二十四年除尚书省参知政事。二十六年除尚书左丞，转陞右（丞）。见元史宰相年表。”这里把好几个忻都的经历混在一起了。而“宋时登解元，元赐进士”，查不到史料相证，“除右纳言，谪授定海县令，旋陞尚书左丞，”这样大起大落也无史料相证，而“至元年间授定海县令，陞庆元路总管。二十四年除尚书省参知政事。二十六年除尚书左丞，转陞右（丞）。”更是有年代错乱之处，据《定海县志》、《鄞县志》相证，都可知不是同一个人。
而在明万历年的忻廷桂序中更有详细描述：“宋度宗咸淳末年登解元，以进士出身除授右纳言，直谏忤旨，元至元二年，谪授本府定海县尹，轻刑薄赋，视民若子，邑人号民父母焉。时游金塘，见其地沃民饶，山清水秀，慨然有窝乐意，后五年复升右纳言，又转升庆元路统辖兼总督军务事，奉旨提兵二十馀万同洪查伐日本凯旋，奸相王基，妒贤能，忌茂绩，公知权奸用事，未可久仕，即见几辞爵，啸傲于金塘之阳，筑居以遂窝乐意也。”这一大段文字中孰真孰假？
我查了一些史书，想把不同的忻都列一个小传，以便查考，其中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与史料有关，但忻廷桂序中是记错了，而后来修家谱者也没有考证说明，这两个人是“奉旨提兵二十馀万同洪查伐日本凯旋”的洪查，和奸相王基，而我查史料后认为：洪查应为洪茶丘，王基应为王巨济。
要说到洪茶丘，就要说到家谱中的“剿倭”，忻都两次率兵打日本是有史可证的，洪茶丘两次当忻都的副手，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可惜这两位在《元史》中无专门传记，两次打日本又失败，两人的生死也无下落。先把忻都两次率兵打日本的事介绍一下，可知这一位忻都与忻氏家族可以相连的可能性。
第一次元日战争，日本称“文永之役”，1274年由超过三万人组成的蒙古远征军乘900余艘船从高丽合浦出发，远征日本。远征军一半为蒙古人和高丽人，还包括少量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十月三日，元军的船队从合浦港拔锚起航，驶向日本。联军由蒙古大将忽敦（忻都的另一发音）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右副都元帅，汉将刘复亨为左副都元帅，计有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七千人，另有六千余名高丽桨舵手随行。元军先后登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在九州登陆，镰仓幕府派兵与元军交战，双方交战二十多天，元军死伤惨重，副将刘复亨中箭负伤，元军后退防守，在乘船当晚遭遇台风，次日海面上只剩一些木片，即日本人所说的“神风”（在神风之前蒙古人早已惨败）。
第二次元日战争，日本称“弘安之役”，元朝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于1281年在次远征日本。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军见汉人 (元))士兵19000人，金方庆统高丽军10000人，乘战舰900艘，加上高丽水手17000人，携军粮10万石，由高丽出发；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领的蛮军(指南宋降军)十万人，乘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出发；两军约定于6月会合，东路军负责作战，江南军则在占领区屯田，生产米粮，以为长久之计。七月，南北联军会和，在九州登陆，幕府与元军激战一个余月，元军死伤大半，几位高级将领先后阵亡。七月下旬元军乘船撤退，八月一日（7月30日），元军再次遭到台风的袭击，风暴持续四天，军舰大部分沉没，范文虎落水被张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决定班师。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余人无船可乘，张禧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士卒回国。被遗弃在日本九龙山的海滩上的元军尚有三万余人，日本发动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这些元军大部分战死，其余数万士兵被俘。日本方面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原金朝统治下之汉人全部挑出斩首，其余汉族（蒙古人称之为“南人”，日本人称之为“唐人”）则成为奴隶。
总计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还。有3名士兵拼凑小船，逃回中国；通过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后大怒，将范文虎革职。
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这位忻都是蒙古大将，如与忻氏家族有关，那忻氏即有蒙古血统。
第二次打日本只逃回范文虎等四千余人，这四千余人中有无忻都？无史可证。
忻都、洪茶丘是在日本被杀？还是后来又逃回中国？也无史可证。
再说那个奸相王巨济，我也只看到《元史》中这样的记载：《元史•世祖纪十二》中有：“召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忻都赴阙，以户部尚书王巨济专理算江淮省 。”
另外，还有史料说：元代时，桑哥设立尚书, 总管全国钱粮，参知政事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 仗势刻剥百姓, 派遣官吏多征徽州人民的钱二千锭, 王巨济还怒其少, 要再加千锭。许楫至王巨济处对他说:“阁下是要百姓死, 还是生? 如果置其死, 即使万锭也可以征敛。”王巨济消除了怒气, 徽州幸免征赋。
这件事发生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左右,那位许楫，字公度, 这倒是一位太原忻州人。当时他被授以中议大夫、徽州总管。
而这位忻都与王巨济同是理财大臣，追索钱粮甚酷，屡被赵孟頫所奏。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因受贿卖官等事受其他官吏弹劾，下狱被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忻都、王巨济等被认为是桑哥余党，亦被杀。但杀这位忻都时还有一个戏剧性场面，那是因为当时皇帝认为忻都长于理财，还想放了他，但杀桑哥的那些人力争不可，一天中上奏七次要杀这位忻都，于是皇帝才同意与纳速剌丁灭里、王巨济并杀（事见《元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这位忻都与王巨济关系也不一般。而且两人一并被杀，他还可能是贬官去做定海县令吗？他还有可能在金塘岛隐居吗？
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桑哥是维吾尔人（过去叫畏兀儿），而忻都中的有一人也是维吾尔人，这位忻都是什么人呢？也是维吾尔人吗？有待查证。

四、当过定海、鄞县县令的忻都应是蒙古人吗？
我排除了在元朝很显赫的几位叫忻都的名人，光就在定海、鄞县当过官的那位忻都进行分析，我的分析是：
1. 这位忻都应是福建南安来的，不然他的子孙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2. 他不是蒙古人也应是已经同化的蒙古人，或是所谓的色目人，不然他当不了定海、鄞县的达鲁花赤（县令），这个达鲁花赤在元代是只有前两等级（蒙古人、色目人）的人方可担任的。
3. 他与到陶公山定居而那位端一公的时间间距最多只有五十年，这期间足以从金塘到定海车苏巷，到陶公山。
4. 他的孙子留在定海，且是农耕渔业之家。
5. 他应到过东钱湖，这才有那首词。
6. 农耕渔业之家再加上有点文化，这才符合到陶公山定居而那位端一公的身份，而这位端一公因有文化才会号继陶，才能有陶弘景炼丹隱居之心，才能在陶公山扎下根来，韬晦几十年，带了四个儿子、一个侄子，不露声色地繁衍了成千上万的陶公山忻氏子孙。
而从端一公号继陶，我不免想到这陶公山真是端一公取名的吗？宋、元时这座山到底叫什么山呢？
当然，以上推测也苦于没有证据，因此，我认为现在要急于解决的是证据问题，我们现在要抢救的是忻氏血脉相连的证据，即把忻氏各地的标本血脉的DNA查验一下，先分清血脉，再去比对是哪个民族？这是在没有文獻的证明下唯一的证据，而可以判断民族的源流也是研究家族史的一个新进展。

我给我奶奶看了，她说她爷爷的坟墓应该就跟忻汰僧的墓是附近的。她的姑妈就是忻汰僧的老婆，她的表妹叫忻三妹，应该是小名，也就是文章里的忻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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