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做了一回创意“导写”】 铁舞/文 长诗集结《世纪的云》由上海作家协会华语文学网日前推出，抚摸着以壮阔的云海做背景的书的封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我的第一部执行创意导写的长诗集结呵！ 这本长诗集有三首长诗。2008年的《人间正道》是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所活动的上海城市诗人社诗有这个要求。这是一个民间社团，是黄浦区文化馆的一个有30年历史的特色团队，诗社的前身——黄浦区文化馆诗歌组，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是今天的大作家赵丽宏，正式建制后第一任的正式社长是缪国庆，我接收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了，是90年代，我一直不自称是社长，这个称号让给馆长了，这样我们会有资金保证，我只是主编一本刊物；即使这样，我后来也把主编的名让给文化馆带队的老师了。我只想做好一件事，甘愿做一名义工。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诗无疑是主旋律的诗，在上海，写这类主旋律的诗的首席代表当推桂兴华。我们这部作品不是个人作品，和桂兴华的不同。在民间社团里，大部分人只喜欢写个人的东西。当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找了八个人，连我在内，共九个人。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说了，大家根据我的想法，进入状态，把初稿写出来后，我们集体进行了一次磨合，还去东山开了一次笔会。有几个人写的东西，不合整体要求，就干脆拿掉了，但在主创人员名单里还保留了他们的名字。《人间正道》是一部交响诗，我们想好了要有舞台背景，是可以表演的，黄浦区文化局本来要把它搬上舞台的，后来没有做。从形式上看，这首长诗还是很有特点的，它符合朗诵表演的要求；由于参与的人不同，就有可能把九个乐章写成不同风格，全诗有起有伏。要是一个人写，我们中间八个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独立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即使写出来也是从头到尾一个腔调了。 另一卷长篇组诗是《上海书——写在改革和建设的岁月里》，写的全部是建设者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这里面的诗，这里面倾注了我很多心血，我原就是工人，因为这些诗全部来自建设工地里的体验，特别是隧道工程建设，我把以前写的建设者的诗歌重组了一下，变成一个新的整体，我借助的是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的名——项羽飞和虞乔媛——在我没人帮助我的时候，他们会帮助我，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从不在人前露面。 我特别要说的是《外滩，外滩------》，三首诗中最长的一首，这是我尝试“导写实验”较为彻底的一首，从头到尾，我基本没有动笔。我只出创意和构想，让大家自动进入。许多人寄希望于我最后通稿，我一开始就声明我不做通稿，我只导不写。我请来了11个人，和写《人间正道》时的情形相似，不是谁都愿意写这类宏大题材的。所不同的是，这一回，文化馆正式立项，每个人结束时还会拿到不薄的稿酬，还试图公开出版——原先立项出版的不是现在的《世纪的云》，而是《外滩外滩-----》，只是这一次写作没有达到我的预定目标，临时换了一个结集的方式出版，不过我对这次及时的调整，——我也是满意的，它把另外两首长诗也放进去了——以《世纪的云》为书名也是顶贴切的。 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不妨说说尝试的过程吧！ 在做这次尝试时，我有一个特别的联想——学一学戏剧导演——要像导演一部戏一样“导写”一首长诗——我参加过话剧艺术中心的“抓马班”表演培训，也在戏剧学院旁观过“大师班”的工作坊，特别喜欢安·博格的“后现代方式导演（视点与创作）”，一群人在舞台上行走，互相关注，追求整体的和谐，这种行走的训练叫“流”。我想把这种方法借鉴过来，像做一部戏一样，做一首大诗。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机会，用后现代方式创意导写一部主旋律作品。自始至终，我期待一种效果。这种效果不是我预设好的，我只是给出一个框架，一个意图。就像在“抓马班”里导演让我们先“走场”，互相调整关系，你关注我，我关注你，最后达到和谐。我也是，先让大家“走场”，我说出了最初的意图以后，适当给一些提示，大家根据自己的能量回去写，我不做任何规定。在大家拿出了自己的稿子以后，我把它们放入我的框架，打印成册，发给大家，很厚的一本，蔚为大观啊！一开始，大家好兴奋啊，这么快就有这么厚的一本了！但大家很快发现，“你和我，我和他”之间有许多不协调之处。这时候，我通过电子邮件请大家分头发表意见，我再把每个人发给我的意见收集起来，隐去姓名，再发还给大家，分头琢磨。再碰头的时候，我拿出我的创意架构以及整个写作过程的步骤。我写了个《创意阐述大纲》，再一次告诉大家我的意图，我需要什么样的效果。希望大家打破自己的习惯思维，我鼓动大家把自己的作品想法子渗透到别人写的部分中间去，我一直期待一种“化学反应”。导写不做通稿，那一段时间家里也正好有病人住院，我没有时间自己写，我反复对大家说，我坚持不通稿，明白总的意图，大家各自发挥。结果是这样的：有的人写了二稿、三稿，有的人写不下去，冲破不了原来的思维定势，有的则帮助别人重写，还有的人被OUT了。原因是他们不肯适应“大局”，只是按照自己本有的能量在做，没能把外滩最新的元素植入进去。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大家还是“浮躁”了点，——急于求成。——想得很不够，包括对外滩的理解，包括语言。按我的预想，这部作品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世纪的云》可以说是第一本由上海民间社团打造的主旋律作品集结，参加这次写作的大多是上海作协会员；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尝试导写实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成果。以后做多了，兴许还会诞生一本《铁舞导写作品集》呢！
评论家杨斌华写了一篇序，他这样写道，“我觉得，且不论艺术效果如何，《世纪的云》这样的作品的问世，无疑表征着他们对当下诗歌创作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显示了一种积极的现实关切与文学共识。我不妨将之称为一种‘半体制写作’，其中在诗歌的功能性和艺术的独立性层面均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我理解他真想说的是《世纪的云》的艺术效果。艺术无止境。在艺术上，我们不能满足。如果让我再做一部作品，我想一定会做得更好。我要让参与者“走”的时间更长一点。 主旋律作品要不要？恐怕没人会说不要。怎样写好？斌华兄说：“在诗歌的功能性和艺术的独立性层面均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这话说得很对。关于诗歌的功能性和艺术独立性问题，我们的老祖宗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说，按照学者陈伯海先生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看，“言志”说是我们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功能。“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想想这两者的关系，每个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构成诗思的情感体验因亦是独一无二的，“诗缘情”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的规律，但人又总是社会的人，个体生命不能不与群体生命息息相关，理性规范对于情感活动的导引也不容抹杀。我认为好的主旋律作品应该在“言志”和“缘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以此高标准看，《世纪的云》只是部分做到了，长篇组诗《上海书——写在改革和建设的岁月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称这是“半体制”写作。这个提法是值得讨论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说，不要刻意强调体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体制内有真善美，体制外也有真善美。体制内有假丑恶，体制外也有假丑恶，不管是集体意识，还是个人意识，都有真善美和假丑恶。我一直在做不同的尝试和调整，我曾经用一年时间观察自己的心灵，写出一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也难说完全是个人意识的东西；要是有合适的同道，我就会导写出我所期望的集体意识的作品来，当然也能导出一部另类的边缘性的作品——这本是个体生命的完整需要。当下诗坛，圈子意识浓烈，诗人们写作的题材趋于个人和边缘，偏颇、狭隘，主旋律作品亟需中正、刚健的美学风格。我知道，在所有的尝试里，这一次尝试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亮眼，让一部分人不屑一顾；我本人则感到很有意思，导写方式是后现代的，对象却是主旋律。要是能由这本书引起一场讨论就更有意思了。据说上海有个民间社团本想就“半体制写作”做一场讨论，结果没敢，不知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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