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9日
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上海国棉30厂（王秀珍）、上海国棉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
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答复。

1966年11月10日
凌晨1时许，“工总司”一辆满载造反队员的卡车开到上海火车站，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2时许，万余名造反队员扛着红旗冲进车站，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

路局局长邵光华向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铁道部负责运输指挥工作的王效斌请示汇报，并和副局长李明哲、赵国栋，上海分局局长纪玉文、党委书记王华生以及路局和分局公安部门的领导庞振泉、原修文等，先后到达上海站，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工作，要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5点钟出发。

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列车（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列车长派人报告调度室，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后来得到最后通知：602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7点钟（一说6点35分）发车。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王效斌来电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

一说：列车开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给曹荻秋打来电话，明确告知：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北上，如有意见，可请他们派10至20名代表进京。

上午8时17分，经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王洪文等人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离安亭车站已经有三公里。

王洪文等人打电话问上海火车站，电话里回答说道：“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上海铁路分局派组织部副部长蒋耀斗以及周文德、俞琪康等到安亭站向“造反队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做劝说工作，副分局长李殿元、昆山线路党总支书记徐炳德也到安亭站做劝说工作。

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

中午，王洪文等先后卧轨拦下两辆列车，前一辆是648次车，12点02分拦下的才是后一辆才是去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

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拦车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立即给韩哲一打来电报，告知：“根据中央的精神，你马上到安亭，劝告工人们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北上，也不要成立造反司令部。”

陈伯达的电报，是在王洪文等人在安亭拦车之后几小时发给韩哲一的。没多久，陶铸也给韩哲一打来长途电话，重申：上海工人不要成立造反司令部，不要北上，有意见的话，可派10来名代表进京。滞留在安亭的上海工人，尽快回上海工作岗位。

陈丕显说：上午，市委组织人送去一万五千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并且动员安亭车站的广大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连日疲惫，已至气息奄奄的危险境地。可是，王洪文他们硬逼着工人不准离开，以便造成事端，给上海市委制造“罪证”。

曾任安亭装卸站站长、联合党支部书记的李富昌说：原上海十七棉纺织厂的党委书记谢明方因为他们厂里来的工人最多，首先来到安亭，就在我们装卸站食堂里动员工人回去，但那些造反的工人不听劝告，还是坚持要北上。

那时车上有个苏联代表团急于要赶回北京上飞机，代表团共15人，其中两名妇女。10日，上海国际旅行社社长找到了我，要我无论如何设法把这15个人接出来。我想，这是件关系到国际影响的大事，应该积极设法帮助办好。我说：“你把车子开到人造板机器厂，等到夜里２点钟再行动，你先去叫火车里的国际友人跑到最后一节，到时候再从后面悄悄下车，我来引路。”他答应后走了。
　　
当时已是秋天，田里的稻谷已经割倒，但还没有收掉。深夜凉风阵阵，声嘶力竭吵闹了一天的造反派到了凌晨2点已经精疲力尽了，就地躺在田埂旁、铁路上、火车里睡着了。按照原定计划，我悄悄地将这15个人从火车上带了出来，向人造板机器厂走去。为了防备万一，我对他们说：“你们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万一被发现，由我同他们周旋，你们只顾快走。”这时造反派都睡熟了，并没有发现下火车的人，我们一行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韩哲一说：当天晚上，韩哲一与李干成、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一起驱车到安亭，他们与“工总司”代表举行了谈判。谈判的地点是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是从南京匆匆赶来的“副司令”潘国平。至于王洪文是否在场，韩哲一并无印象。只记得强词夺理、滔滔不绝地发言的是年方20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韩哲一向潘国平等人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但是潘国平不听，一直在那里吵闹。

韩哲一说：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对立双方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造反派一方完全不买账，继续坚持停产闹革命。谈判僵持不下，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人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反复讲明道理，但终于无果。

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

1966年11月11日
凌晨，韩哲一等一行风尘仆仆返回上海，立即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根本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韩哲一又说：在安亭想打电话给陈伯达、陶铸，结果打不通。他一夜未睡，在11日清早刚刚回到家里，电话铃声响了。那是陶铸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他两条重要消息：一是陈伯达已经拟好一个很长的电报，将直发安亭，给那里的工人造反队员，劝他们立即回上海；二是中央派张春桥飞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中午（一说上午），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带领有关局的负责干部赶到安亭，劝说他们返回上海。韩哲一比较策略地表示：“我听中央的，中央同意，我也同意。”因为中央没有指示，造反派又自称是保卫党中央的，便一时无言以对。

劝说前，14次特快列车被放行。

上午（一说中午12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通过铁路部门发来电报，文字不多，大意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可以派代表10至15人赴京，中央不同意2000多人赴京。同时陈伯达还说：“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韩哲一说：11日中午，安亭的大喇叭响起广播声，有人一遍又一遍念着《陈伯达同志致上海工人电》：
工人同志们：
　　（1966年11月）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馀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从陈伯达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未对上海“工总司”持支持的态度，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一致的。

当时少数人听从劝说，乘车返回上海。

但有不少人被“造反队”头头锁进列车车厢，不准下车。王洪文等人辱骂回沪的“造反队员”是“叛徒”、“逃兵”，诽谤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去的干部是“保皇派”，并在车站附近的吊车旁，围攻这些干部。

晚10点钟，张春桥乘专机抵沪，事先等候在上海机场的市委工作人员要求张先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包炮见了面，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

一说：到上海后，他首先给在北京的陈伯达挂电话，请示性地问：“是先到上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陈伯达因周总理等的要求和关注，急于平息事态，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张即驱车到安亭。

甄文君说：春桥同志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9人中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定，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今早7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

韩哲一说：知道张春桥要飞抵上海，魏文伯说自己有心脏病，要韩哲一去机场迎接张春桥。这时的张春桥，虽说在华东局里他的职务在韩哲一之下，但他这回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身份来的，则仿佛成了上级。照理，曹荻秋也应去机场迎接的。韩哲一记得曾打电话找曹荻秋，可是竟找不到他——因为曹荻秋已成为“工总司”攻击的主要目标，转移到衡山宾馆等处临时办公。

张春桥下了飞机，与韩哲一在机场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韩哲一回忆，当时张春桥的意见，与陈伯达、陶铸的意见差不多，也是主张不能成立“工总司”，要劝工人们回工厂工作，反对他们在安亭闹事。

张春桥表示要立即赶往安亭。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中吉普改装的宣传车送张春桥去安亭。杨恺和几个红卫兵及“工总司”代表陪张春桥前往安亭。韩哲一没有同去。

韩哲一又说：中央派军用专机送张春桥飞上海。韩哲一、李干成、杨恺一同前往机场接机。
在虹桥机场，韩哲一见到了这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当时，张春桥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随行的还有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1966年11月12日
上午7点，甄文君说：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数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５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
承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
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此次事件的责任在市委；
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
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位。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人很多，有３００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己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上午8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

张春桥到安亭后，对王洪文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又说：“这次我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让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等人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同意率队回上海。

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王洪文也在一旁劝说。

造反派见王洪文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一通乱哄哄的吵闹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4点多，张春桥返回上海。给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向陈伯达、江青汇报了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情况。

题为《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的原始电话记录，是名义上的《解放军报》记者，实际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联络员的甄文君于下午5时10分在安亭现场发给周恩来。

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上海市委为了团结造反队员，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1966年11月13日
早晨，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接受了谈判要求。

时为曹荻秋秘书的糜欣祥说：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路办公室103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104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明，确是这个精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14次列车是革命行动。
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曹荻秋在会议进行当中，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荻秋同志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
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指示和市委意见办。

下午3点多（陈丕显说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进行了谈判。

张春桥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声称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的要求下，张春桥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写上“同意”字样。
“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
一、 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 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三、 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 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被印成传单在全上海散发。

据说，第二条括弧中“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这一句话是张春桥亲笔加上去的。

陈丕显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十分气愤。当场陈丕显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

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陈丕显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

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

接着，陈丕显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

陈伯达和王力被陈丕显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又说：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的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陈伯达、江青等集中力量攻击陶铸，因为他不满意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1966年11月14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议肯定了制造"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并要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此条见《毛泽东年谱》。后有注说：1966 年11 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 11 月10 日，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去北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上海铁路局下令停车，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1 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确定的原则是不向“工总司”妥协，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工总司”，说“工总司”可以存在下去。这个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韩哲一说：张春桥和要韩哲一同去苏州，理由是韩哲一去过安亭，与工人进行过谈判，熟悉情况，而且可以代表华东局。韩哲一征求魏文伯的意见。魏说：“你就去吧，不去不行，张春桥是代表中央来的。”韩哲一只得答应了。张春桥又要曹荻秋同去，理由是倘若曹荻秋不签字，等于上海市委不承认，而张春桥只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并不能代表上海市委。迫于无奈，曹荻秋也答应了。

1966年11月15日
上午，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坐着各自的轿车，从上海驶往苏州。抵达苏州后，住于苏州招待所。

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耿金章是上海中泥造纸厂（“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为井冈山造纸厂）的副工长，到底比潘国平大21岁，已是41岁的人，不那么好对付。张春桥好不容易跟耿金章达成了类似于王洪文五点要求的协议，曹荻秋明确表示拒绝签字。张春桥转为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曹荻秋说：“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足足磨了两个小时，曹荻秋还是不签。最后，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张春桥毕竟是中央的代表，在他签字之后，韩哲一和曹荻秋不得不签了名字。

陈丕显说：在让曹荻秋签字时，曹荻秋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 曹荻秋最后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1966年11月16日
陈丕显的回忆录中有：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桥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一直到11月16日晚上，中央领导对处理“安亭事件”还是两种意见。

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常委扩大议会，他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后，拿出一本1954年版本的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之后，然后问在场的全体人员：“你们看不看宪法？我认为在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对的就可以先斩后奏，凡事总是先有事实而后有概念嘛。过去我们认为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靠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条不见于《毛泽东年谱》。

1966年11月18日
耿金章的二兵团返回上海。

【注】本文已删去一些情绪词汇和一些标点符号，但仍有一些不便删去的，希读者自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