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有明/文

上海是从1841年第一次鴉片战争结束后才开埠的，迄今已有175年的历史了。旧上海一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当年那些高鼻梁、蓝眼睛、混身长满红毛的“番鬼”们，都是乘着大轮船远涉重洋，从黄浦江上岸开始他们的冒险生涯的。最初的租界，大致在今天的人民路（当年的上海城墙）以北，苏州河以南，西藏路以东的地域范围内；一度被居住在上海城内的原住民称为“沪北”。直到“越界筑路”才发展成后来繁华竞逐的“十里洋场”，包括英租界和法租界，其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黄浦区地域内。

人生在世，衣食住行，缺一不可。随着外国冒险家来沪人数的日益增长，黄浦江沿岸相继出现了不少满足这些红毛“番鬼”们生存需求的“洋服店”和“番菜馆”；后来逐渐蔓延到整个租界。咖啡在上海的历史，也许一直可以追溯到开埠之初。

海派文化与咖啡：意犹未尽

尽管咖啡与茶一样位居世界三大饮料之列，但茶是道地的“国饮”，而咖啡却是远涉重洋而来的舶来品。

“咖啡”是外来语，它是英文COFFEE的译音。作为饮料，其译名先后经历了“高馡”和“考非”等音译的过程，直到清光绪末年才约定俗成地定名为“咖啡”。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由“春醉楼”刊印的一册作者署名为“慈溪辰桥”的《申江百咏》，其中有一首咏及西餐馆（当时叫“番菜馆”）和“咖啡”的七言诗：

几家番馆掩朱扉，

煨鸽牛排不厌肥。

一客一盆凭大嚼，

饱来随意饮“高馡”。

诗后有注：“番菜馆如海天春、杏花楼等，席上俱泰西陈设，每客一盆，食毕则一盆复上。其菜若煨鸽子、若牛排，皆肥而易饱；席散饮高馡数口即消化矣。”

当时的番菜馆大都麇聚于黄浦江沿岸的外滩一带，以及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繁华路段；今天以中秋月饼驰誉海内的杏花楼，前身是一家专营西餐的“番菜馆”。从这段注释中，我们不难窥见:当时的“番菜”都十分油腻，食后易饱，但只需“饮高馡数口”，就能解除油腻，帮助消化。

对“高馡”，作者又以括注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诠释：“高馡亦外国物，大都如神曲等类”；简直把这种从西洋舶来的饮料，与中国传统的中药神曲等同起来，似乎一样具有“和胃消导”的医药功效了。

嗣后，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以石印本刊行的《沪江商业市景词》中，一位署名“余姚颐安主人”的佚名诗人也有一首咏及 “咖啡”的七言诗；其中COFFEE的译名已演变为“考非”：

“考非”何物共呼名，

市上相传豆制成。

色类砂糖甜带苦，

西人每食代茶烹。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咖啡的认识已前进了一大步，已经知道它是由一种豆一般的东西制成的，西洋人把它当茶一样地煮了喝；而不再把它与中药神曲等量齐观了。

到了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由嘉兴人朱文炳(字谦甫)撰辑的《海上竹枝词》，已把COFFEE译成今天通行的“咖啡”，中有一首云:

大菜先来一味汤，

中间肴馔辨难详。

“补丁”代饭休嫌少，

吃过“咖啡”即散场。

不仅“高馡”和“考非”已演变为“咖啡”，连“番菜”也升格为“大菜”；只是把今天通译为“布丁”（PUDDING）的蛋糕，音译为“补丁”，似乎有点滑稽！

在中西方文化激烈撞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当风气之先，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萌蘖出绚丽多姿的海派文化；咖啡虽然是一种舶来的食品，却在上海精英人士的参与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海派文化的结构框架中去了。

面对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无论是卡布奇诺，还是摩卡、拿铁，年轻人透过馥郁的香气，仿佛能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瑰奇；而寓居于老黄浦石库门的“老克勒”们，会从心坎深处弥漫起丝丝缕缕的怀旧情绪，并能从岁月的尘埃中掇拾起些许记忆的碎片……

海派文人与咖啡：人约黄昏后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咖啡和咖啡馆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海派文人的作品中；戏剧家田汉的独幕剧《咖啡馆之夜》堪称最早的以咖啡馆为创作题材和剧情背景的文学作品。稍后，咖啡和咖啡馆更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张资平、叶灵凤、崔万秋、张若谷、邵洵美、林微音（不是京派女作家林徽因）、章克标、曾今可、刘吶鸥、穆时英、黑婴、禾金、张爱玲、徐讦和无名氏等人的作品中。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一有余暇就到咖啡馆去，以至于受到鲁迅先生的呵责，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段有关“吃咖啡”的笔墨公案。

鲁迅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据他自己在文章中说是“利用别人吃咖啡的时间”进行研究和翻译写作的。而受到鲁迅先生的呵责的一些青年作家，不少都是利用咖啡馆的环境，探讨和交流文艺方面的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或者通过咖啡馆这个窗口，观察社会世态和人生万象，为创作做准备的。对此，似乎也不必严加苛责。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徐讦，就是一位喜欢“吃咖啡”，并在咖啡馆内进行文学创作的现代作家。新中国成立前，他移居香港，并在港一直生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离开人世；晚年，被台湾女作家三毛尊称为干爹。他在一篇回顾自己创作生涯的文章中提到，自己“常常一个人在咖啡馆中写他的中篇”小说。

徐讦1937年发表在半月刊《宇宙风》元月及二月号上的中篇小说《鬼恋》，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于半个多世纪后，被旅居美国的中国油画艺术大师陈逸飞选中，改编成电影《人约黄昏后》，成为当年世界影坛最受欢迎的中国影片之一。

《鬼恋》一起篇，作者就写到自己与一位朋友“在一家京菜馆吃饭，大家喝了点酒，饭后到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闲谈，一直到三更时分才分手”。然后，作者独自一人在这“凄艳清绝”的冬夜邂逅了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她“有一个美好的身材”和一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没有一点俗气，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作者不禁怦然心动，感到“她的美已经征服了我”，而这样的一位绝色女子却自称自己是“鬼”！

人耶？鬼耶？朴朔迷离！接着，人“鬼”之间演绎了一段哀怨凄艳的奇情奇恋，从而使作者在现代文坛上从此有了“鬼才”的美誉。

喜欢一个人在咖啡馆中写中篇小说的徐讦，在其另一部中篇小说《赌窟里的花魂》中也多次把咖啡馆作为他与女主人公约会的场所。

作品中的“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沪上的一家知名赌窟，邂逅了一位谜一般的年轻女子——“花魂”。她有“一对浅蓝的眼”，“长的睫毛”，“自然细黑的眉毛”，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这位神秘的年轻女子，不仅帮“我”赢回了赌输的钱，离开赌窟时“还拉着我的手臂，像是我的情人或是太太似地走出来”。这位“赌窟里的花魂”还向“我”建议：

“我们先到咖啡馆。”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到了，我们在咖啡店坐下。长夜苦短，分手时“花魂”再次建议：

“明天夜饭后我在那家咖啡馆等你。”

第二天，作品中的“我”果然在那家咖啡店再次见到了这位“赌窟里的花魂”……

就这样，徐讦以咖啡馆为背景，演绎了一个个既缠绵又浪漫，既曲折又离奇的恋情故事；从恋情中透析人生、剖析社会。

现代作家与咖啡：情系 霞飞路

徐讦笔下的霞飞路，当时是法租界最繁华的马路。它有着浓郁的欧洲文化风貌和异国情调，以及星罗棋布的咖啡馆，经常出现在当时一些青年作家的文章中。林微音就是一位经常在文章中描述霞飞路上的咖啡馆的海派文人。

在海派文人中，林微音算得上是一位行动诡秘的奇人。施蛰存说他“夏天，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钮扣洞挂着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静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施蛰存还说：在当时“林微音和林徽音这两个人常常有人弄不清楚”；于是“不敢掠人之美”的京华才女林徽音，不得不更名为“林徽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微音在长篇系列散文《上海百景》的第十篇《霞飞路》中写到:

霞飞路的中心，那里的衣、食与住都比较精致。一开头有一个阿派门(大型百货商店）和一个咖啡间……更适于坐坐的咖啡间有克来孟和小朱古力店。克来孟的观瞻很堂皇，而且时常有国籍不一的很懂得侍候的侍女在出现。要是想两个人小谈的，最好到小朱古力店去，那里很幽静，而且位子又少。

另一位海派文人张若谷，在一篇题为《忒珈钦谷小坐记>的散文中，以更加细腻的文笔描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由俄罗斯人经营的咖啡馆:

霞飞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相近的一家俄国咖啡店，牌号叫做忒珈钦谷，是店主人的俄国姓。走进门口，我抱着享受异国情调的好奇心理，拣了靠街的窗口坐下；运气得很，一位俄国少女微笑地走下来，用英文问我要什么……不一会，这位俄国少女送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对这家有着异国情调的俄国咖啡馆，张若谷又作了如下描述：

一只小方形的桌子，上面摊着一方细巧平整的白布，一只小瓷窑瓶，插了两三枝鲜艳馥芬的花卉。从银制的器皿上的光彩中，隐约映出旁座男女的玉容绰影。窗外走过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一队队地在水门汀阶沿上走过，这是每夜黄6在霞飞路上常可看见的……

在另一篇题为《俄商复兴馆》的散文中，张若谷对霞飞路上的另一家由俄罗斯人经营的咖啡馆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家名为“俄商复兴馆”的异国情调咖啡馆，屋顶上有着几个斗大的用霓虹灯装饰的法文店招：“LARENA_SSANGE”，金漆谛克式的大玻璃门口，站着一个装扮得像泥偶小洋兵的门僮，穿了一套金线滚边的大红制服；推进玻璃门，从里边送出一阵撩动人心的西班牙小夜曲的乐声……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人笔下的咖啡馆，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感受到的现代情绪；作为老黄浦的记忆，它是上海滩昔日消费文化景观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