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有明/文

在上一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穿在上海,吃在广州”几乎已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消费共识。百年前的上海，地域远不如现今这般宽广。所谓“十里洋场”，“繁华竞逐”，指的是当时英租界的南京路和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以及其周边的商业街衢；大致上是不会超出今天的黄浦区区域之内的。因此，“穿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改为“穿在黄浦”才更贴切。

倘若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定格在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当你置身于十里洋场，漫步在南京路、霞飞路等上海的主要商业街衢，面对那鳞次栉比的服装商舖和永安、西施等百货公司时装部，那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新潮时装款式，那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橱窗展示，你会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如果把绚烂缤纷，蔚为大观的上海服装市场比喻为气势恢弘的交响乐的话，那么前店后场，度身定制的商业服装，宛如音调柔美的弦乐；它那悠扬婉转的华彩乐句，不啻是整部交响乐的乐章中奏响着的主旋律。

摇篮曲：上海开埠之初——商业服装的襁褓期——从苏广成衣铺到洋服店

上海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它开埠于1843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距开埠不过七八十年时间，它就发展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

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它的活力来自四面八方：各地灌涌而来的移民，大多有着中华民族勤劳俭朴和吃苦耐劳的美德；而飘越重洋而来的东西方冒险家，在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科技和工艺传播进来。上海的突飞猛进就在于它的善于包容和吸纳，博采众长，在扬弃中实现超越，形成自己的海派特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的海派商业服装，就是从一百多年前的苏广成衣铺发展而来的。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的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出现了一个不少中装裁缝,专门上船为洋人和西崽缝补洋服；并在拆洗和缝补的过程中逐步学会了洋服的裁剪和缝制技术。当时，把这些拎了包裏和缝纫工具到外轮上兜接加工洋服生意的华人，称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

由于加工洋服的收入十分可观，日积月累，拎包裁缝们便攒下钱来，先后在黄浦江沿岸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和洋行职员以及爱赶时髦的富家子弟缝制洋服。由于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仍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为了区别起见，便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称作“红帮裁缝”；此外，还有专做布类服装的“大帮裁缝”；统称“三帮”。又由于洋服店是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最众，技术最高，势力最大。

南京路上最早出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是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即今天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现址)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拥有八开间街面楼房。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承接定制加工西服，二楼兼营批发业务；内设工场，共有近百名从业人员，是当时上海滩上最负盛名的洋服店,全部资产达十万银圆之钜。

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王财运子承父业，他的门生弟子也都是家乡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才兴、王和兴昆仲开设的“王兴昌”，王辅庆开设的“王顺泰”，王廉昌开设的“裕昌祥”，王丰富、王丰来开设的“王荣康”，王士东开设的“汇利”等洋服店。由于这些洋服店都开设在南京路，故当时商界有“南六大户”之称。此外，王财运的门生在闹市中衢其它路段开设的洋服店，还有王继陶的“汇丰”，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王增表的“开林”等。由此不难窥见“奉帮裁缝”对海派商业服装的发展厥功甚伟。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奉帮裁缝”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另有28家是经营女子服装的。另据1937年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统计，仅在今天黄浦区的区域之内，就有“奉帮裁缝”经营的西服店35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上海人穿西服的越来越多，西服店也越开越多。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西服的缝制质量相应提高，品种也日益增多，风格趋于多样，有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而海派西服则广泛吸收了各派特点，博采众长，以全面讲究质量而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其中，“培罗蒙”就是海派西服的典型。

培罗蒙创办于1934年,开设在当时的静安寺路284号(原址现已拆迁),创始人许达昌始终把产品质量作为立店之本。他以重金礼聘北上哈尔滨向俄罗斯名服装师学艺归来的西服名师庄志龙、王阿福、鲍召海和沈雪海，业内人士誉之为“四大名旦”；及方阿土、吴德才、阿阳、阿根“四小旦”。对西服的工艺，他精益求精，不计时间，重在质量；缝制一套西服，整个工艺过程不下60小时。顾客来店定制西服，总是先对其体型进行全面观察，再精准地测量其身体各部位的尺寸，然后将体型特征画在订单上。在缝制过程中，先反复在人体模型上试样，然后再由顾客穿上试样，对不尽人意处进行反复修改，直到完全适体合身才算竣工。对体型特殊的顾客，总是能通过特殊的工艺和技巧，对人体缺陷进行弥补和修正。经过技师们的精心设计，制作的西服无一不平、直、挺，成为独树一帜的海派西服。

一般地说，当时南京路上的各大西服店缝制的西服，原料高档，款式新颖，做工精细，工价也比较高；做一套西服往往要七工人工，业内称为“七工师傅”。其它如四川路上的西服店，大多数情况下只花五工人工，被称作“五工师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西服店都练就一身本事，都有自己的看家绝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裤呢大衣风靡上海滩；尽管当时沪上各西服店都闻风而动，争相推出同类产品，但只有南京路上的“王兴昌”独占鳌头。因为该店不仅采用了德国进口的“孔士牌”马裤呢作原料，而且一度垄断了进货渠道；再加上精工细作的制作工艺，一下子在消费者心目中赢得了口碑。

由于南京路上的西服名店卓著信誉，用料考究，货真价实；再加上名师的精湛技艺，衣钵相传，制作技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使黄浦区的海派西服名店，除培罗蒙、王兴昌外，还有乐达尔、启发、春秋等都能以自己各自的特色驰誉沪上，并名扬四海。

奏鸣曲：上世纪初——黄浦商业服装的成长期——从本帮裁缝到女子时装店

海派服装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东西方文化在上世纪初经激烈交汇而迸发出来的火花。

开埠后的上海，当风气之先，沐欧风美雨，社会风气和人的观念——包括穿着打扮上的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洋服店和时装店的勃兴，顺应了这种变化的需求。

上海女子时装业的兴起，稍迟于男子西服业。它的创始人当推上海浦东川沙县赵家宅的赵春兰。

赵春兰自小继承父业，学习本帮裁缝。1848年他23岁时，在沪上一家外籍基督教牧师家做裁缝，才开始接触到女式洋服，并立即开始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他随牧师去英国学艺三载，艺成回国，在上海南市曲尺湾开了一家专做女子洋服成衣铺，收的门生弟子都是同乡亲属中年轻人。因此，与男子西服业几乎由“奉帮裁缝”一统天下的局面迥异其趣的是，女子时装业的最初几代技师，无一例外，都是浦东川沙人。

由于当时上海女子中穿洋服的风气尚未形成，女子时装店的营业对象主要为洋人家属。与男子西服业相比，生意明显清淡得多。不少女式“红帮裁缝”纷纷南下星洲，北上海参崴谋生。后来，那些北上谋生的裁缝重返上海滩后，都擅长缝制女式呢大衣、西装和茄克衫，业内称他们为“硬货师傅”（也叫“黑货师傅”）；而南下的则以缝制女式内衣、衬衫、浴衣、晨衣、夜礼服、连衣裙等著称，业内称他们为“软货师傅”（也叫“白货师傅”）。从此，上海的女子时装分为“黑货”和“白货”两大类。

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有一定规模的女子时装店,是1914年由浦东南汇人金鸿翔, 金仪翔昆仲创办的”鸿翔时装公司”。他们兄弟俩是海派女子时装鼻祖赵春兰的第四代传人，且两人都曾北上谋生。开业伊始，针对当时沪上女界尚未盛行西式时装的实际情况，兄弟俩专门设计制作了一批糅合女子洋服工艺的新潮旗袍，在橱窗内陈列，对女装的改革和中西服装的合壁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上海女性的穿着观念开始解放并日趋西化，鸿翔时装公司不失时机地利用新生工艺，吸收西洋时装之长，结合上海女性的体态特点，和审美趣味，创新设计制作了一批中西结合的新颖女子服装，受到新派摩登女子的青睐，并逐渐风行开来。随着”鸿翔时装公司”的名声大振，其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展，1928年又盘进升发时装公司营业场地，将门面扩大到六开间；1032年又在西藏路703号开设了一家支店，未几即迁往南京路，即”鸿翔时装公司”东号。

“鸿翔时装公司”的经营特点是能依据顾客的体型特征、衣料性能和时装款式进行立体裁剪，缝制的时装合身贴体，不吊不裂，有“天衣无缝”的美誉，即使久穿也不会走样。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对“鸿翔时装公司”积极响应“提倡国货”，并备有大量国货面料为顾客定制时装的经营作风十分赞赏，欣然命笔题写了“国货津梁”的大字匾额以志褒扬。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鸿翔时装公司” 题辞“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

“鸿翔时装公司”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的市场竞争态势下，力挫其它时装名店而一枝独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重视设计，不断以新潮款式领先市场，赢得时尚人士和爱美女性的垂青。老板金鸿翔不惜代价，重金礼聘外籍服装大师设计新款时装，力求造型新奇，款式别致，配色谐和，做工精细，形成独特的风格。“鸿翔时装公司”还曾于1934年举办规模盛大的时装表演会，特邀名噪一时的影星胡蝶、阮玲玉、徐来以及社会名流、淑女名媛莅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1946年，英国女皇伊莉莎白二世举行婚礼庆典，“鸿翔时装公司”闻讯特地精工绣制了一套礼服作为贺礼；事后，英国女皇发来了亲笔签名的致谢信函。

当时，上海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开设的女子时装店,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京路近外滩的朋街服饰公司；它是由德籍犹太人立西纳于1935年创办的。当初，立西纳为了躲避法西斯纳粹的迫害，只身从莱茵河畔逃到黄浦江畔，在南京路61号二楼开设了一家专为外籍人士承接高级女子时装定制的公司。公司名称“朋街”是为了纪念他家乡的一条街道：“Bong Street”，以慰藉他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立西纳是一个善于经营的犹太人，他不惜重金，把当时驰誉上海时装界的几位设计制作高手俞姜林、张新远、徐金龙、张杏三、宋长福、宋长庚等全部罗致到店中，不仅“硬货”的大衣和女式西服质量上乘，“软货”的立体裁剪也堪称一流。他还把盛行于欧美的时装展示方法也引进上海，每年春秋两季都举办流行时装发布会，请来金发碧眼的西洋女模特儿进行时装表演，一时名声大噪。当时，偌大上海，穿一身标有“Bong Street”商标的大衣，西装和夜礼服，连衣裙，无疑是名媛淑女地位身份的象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上海女子时装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择吉开张的女子时装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的繁华路段，霞飞路、福州路、湖北路上的女子时装店鳞次栉比，在数量上大有超过男子西服业之势。在女子时装业空前繁荣的基础上，上海第一届时装业同业公会于1946年宣告成立，金鸿翔当之无愧地荣任首任会长。

尽管上海的女子时装业在起步上稍晚于男子西服业，但由于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其发展势头和潜力却不可低估，前景也未可限量。

“穿在上海”，黄浦区商业服装的前世今生，以南京路、霞飞路、福州路、湖北路上鳞次栉比的服装店，演绎出其辉煌的过去，一度奏响着海派商业服装的主旋律。今天，它将继续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在上海服装交响乐中奏出新的音符、新的旋律、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