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有明/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不仅促成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的设立，还在“强国保种”的启蒙精神感召下，掀起了“保存国粹”的热潮。曾任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以及清史馆纂修的国学家陈曾则，于1925年毅然投笔从“拳”，南下上海，创办“致柔拳社”，以现代体育教学的模式，第一次把原先盛行于京津冀鲁豫地区的太极拳，推广传播到上海来，到今年恰好九十周年。

每天清晨,在沪上各大公园蔚为壮观的晨练者队伍中，具有强身健体、怯病延寿功效的太极拳始终是参与者人数最多的运动项目之一。这项早在一千年前的宋代,由张三丰首创、发源地在河南，且长期以来主要在京津冀鲁豫等北方地区流传的拳术运动，却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被作为“国粹”传入上海的。时在1925年，到今天正好九十周年。

1925年，名震遐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并延聘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1月宣告成立，由蔡元培亲任所长，沈兼士担任主任，一时国学名流云集。当代国学家刘梦溪据此认为：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关乎国学的另外两件大事，其一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于1922年3月29日，开始了他一生中三次重要的国学演讲中规模最大、听众最多、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演讲的内容由名记者曹聚仁逐日记录整理发表在报刊上，并汇编成专著出版发行，影响巨大。其二是1922年的第七期《读书杂志》刊载了国学家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翌年4月26日，国学大师梁启超又发表了针对胡适的《国学入门法要目及其读法》，从而掀起了国学著作的出版热和读书热。刘梦溪等一众学者据此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次“国学热”。

“国学热”就其本质来说，是知识精英面对当时“外学之输入者果昌”，“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见梁启超《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出于“保国、保教、保种”的忧患意识， “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章太炎《与李鸿章书》）而兴起的爱国运动。在知识精英们看来，国学的兴衰，从某种意义上竟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章太炎甚至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梁启超也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

那么什么是国粹呢？刘梦溪在他著名的《论国学》中指出：“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

而陈曾则则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渐知拳术之为国魂”;为保存国粹之一的太极拳，而毅然投笔从“拳”，辞去清史馆纂修一职的一位国学家。

一，北上京师拥皋比 授业解惑纂清史

辛亥鼎革，民国肇造。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继承前代传统，于民国三年的6月和9月，相继设立了为纂修前代历史而设的清史馆以及为纂修中华民国史而设的国史馆；分别延聘王湘绮、柯劭忞、马其昶、缪荃孙等学富五车的老一辈学人担纲总纂,而参预纂修的“皆一时知名之士也”。

史学家金毓黻在其著名的学术劄记《静晤室日记》中对清史馆的学者阵容曾有如下之记载：

最初总纂为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继则为柯劭忞、王树枏、吴廷燮、夏孙桐；纂修为金兆蕃、金兆丰、章钰、俞陛云、吴怀清；协修为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此皆成书时之氏名也。若最初之纂修，尚有姚永朴、张尔田、陈曾则、袁励准、王式通、刘师培、夏曾佑；协修有李岳端、朱孔彰、陈敬第、罗惇曧、邵瑞彭、赵世骏，皆一时知名之士也。

上述名单中,担任清史馆纂修的都是清末民初驰誉学界的国学耆宿。以排名在陈曾则之前的姚永朴和张尔田为例。姚永朴为桐城派末期著名作家,以治诗、古文辞、诸儒经说及诸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体而被清季儒林尊称为“通儒”；宣统年间姚被荐为清廷学部咨议官，同时受聘京师政法学堂国文教授。另一位张尔田在前清有过功名，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辛亥鼎革后一度参与撰写《清史稿》，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中国史和文学教授，最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工作，为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再以排名在陈曾则之后的刘师培和夏曾佑为例。其中刘师培字申叔，是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的国学大师，有“国学两叔”之目；是国学家黄季刚的老师，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礼”、《尚书》和训诂学，所编《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曾被鲁迅先生誉为：“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 鲁迅先生还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刘师培一生著作甚丰，后人辑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有“著作等身”之誉。另一位夏曾佑却是第一部章节体《中国古代史》的著作者，被当代史学家王家范推崇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连胡适也“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

与这样几位名重一时的国学耆宿并驾齐驱，陈曾则的国学造诣自然不可小觑。

陈曾则字慎先，自号微明，前清光绪六年（公元1881年）出生于湖北浠水的书香璎珞之家。他的曾祖父陈秋舫号简学斋，在嘉庆年间以殿试第一名状元及第冠世；当时儒林，“自嘉道迄国光，殆无人不读简学斋诗者”。陈曾则幼承家学，潜心经史，功底札实；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二十初度的陈曾则与乃兄陈曾寿、乃弟陈曾矩一起参加壬寅乡试，同时以名列前十名的优异成绩同科中举，一门三魁，不仅荣耀乡梓，还从此一登龙门，跻身名流之列。老大陈曾寿是光宣诗坛屈指可数的大诗人；国学家汪辟疆在其著名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把清季诗坛108位作手按“水浒108将”排名，其中最优秀的三大诗人分别是“及时雨宋江”郑苏戡、“智多星吴用”陈三立和“小李广花荣” 陈曾寿。陈曾寿不仅被时人视为“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而且有《苍虬阁诗集》行世。

老二陈曾则致力于古文及书法,颇受文坛耆宿宜都杨惺吾、番禺梁节庵、嘉兴沈子培、桐城马通伯、义宁陈散原诸先生嘉许,自清光绪末年起就应聘晋京，担任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国文教授，著有《京师优级师范国文讲义》；入民国后优级师范于民元5月更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仍任国文教授。当时，北高师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三足鼎立，都是驰誉全国的国学重镇。在此期间，陈曾则还独力撰著了一部此后三十年中数度再版，三十年后仍有影响的国学著作《古文比》。这部著作“重在文学之训练”，“以技巧训练为主，而以思想训练为辅”；“或同一题材而异其结构，或异其题材而同其结构;这是比较旧作以启迪新知之例。”该书于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中华书局以线装本四册初版发行，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仍以线装本再版印刷，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已累计发行四版，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连朱自清、郭绍虞都在他们的国学类著作中提到这本书。朱自清甚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撰写的《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都提到了这部问世已达三十年之久的国学类著作：“如郭先生序里说的。近代陈曾则先生编有《古文比》，选录同体的或同题的作品，并略有评语。”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此外，陈曾则还把自己历年来的国学研究成果，汇辑成《海云楼文集》，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付印出版。

二，南下申江设绛帐 投笔从“拳”扬国粹

1925年5月2日出版的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内家拳名人来沪”的消息:

吾国内家拳术,为太极八卦形意三种;而太极拳为最微妙。练太极拳之善者，当推杨 澄甫；练八卦形意之善者，当推孙禄堂。鄂省陈慎先孝廉，独能兼二家之长，融会贯通，实力当今内家拳术中难能可贵之人物。现在沪举办致柔拳社，暂寓哈同路南口福煦路民厚里六百零八号，日来陆续有人报名，业已开始教授。沪上有名人物如王一亭、聂云台等，均就陈君就学云。

学员中的王一亭，是著名海派画家、实业家，曾两度担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另一位聂公台是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外孙，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还曾与黄炎培共同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作为儒商，他们两人当时都是上海滩上家喻户晓的闻人。

作为投笔从“拳”的国学家，陈曾则在上海这个诸色人等、五方杂处的大舞台，首次登台亮相就不同凡响。如果说拳术作为“国技”，与作为“国艺”的京剧同为“国粹”的话；那么，红遍京华的名伶，倘若还想红遍上海滩的话，从其踏上上海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海上闻人拜码头、认干亲。这几乎成了江湖陋习，连“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也概莫能外。而陈曾则却以国学家的睿智，完成其异乎常人的拜码头之举，他直接把两位名震一方的海上闻人收为门生和弟子；这不能不说是他作为清史馆纂修的威名，震慑了两位儒商。“连这样的大名人都来学拳？”消息传开后，报名学拳者自然纷至沓来；致柔拳社从此在十里洋场开始声名鹊起。

作为投笔从“拳”的国学家，陈曾则通过对拳社的命名，以富于国学内涵的包装，改变了当时普通老百姓对拳术的江湖认知。致柔拳社的社名典出国学典籍《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不仅言简意赅而且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太极拳以柔克刚的特征。

太极拳的以柔克刚，还表现在陈曾则“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一触即发的“踢馆危机”。在不少武林题材的影视剧中，都有武馆刚开张就遭遇踢馆的桥段。当致柔拳社从原址搬迁到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今西藏中路480号）底层新址时，在四楼设馆传授少林武术的两位甬籍拳师徐文甫、陈铎鸣，觉得陈曾则占据了比他们更接地气的地利位置，内心很不爽；原打算来踢馆的，但看到软绵绵的太极拳，不明就里，不敢贸然过招，就佯装学拳与陈曾则过手。徐文甫人高马大，能把百来斤重的石担从地上踢起，再徒手接住；而陈曾则却身材矮小。但在过手中，不管徐文甫怎样使劲用力，都被陈曾则用“揽雀尾”中的“挤”式“放”了出去，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墙上。徐文甫和陈铎鸣两人分别与陈曾则连过几招均不能胜算，这才心悦诚服地拜在陈先生的门下，学起太极拳来。

作为投笔从“拳”的国学家，陈曾则以湛深的文字功底，改变了太极拳流传数百年来，由拳师口耳相传、口授心得、不立文字的传统教学模式，把自杨露禅以迄杨澄甫一脉相承的杨式太极拳拳法，记录整理，撰写出一部《太极拳术》；并把杨澄甫演示拳法的过程，按九十八式，逐式摄影，每一招式均有详尽的文字描述和说明，并配有图片，图文并茂，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拳社的教材行世。拳社参酌现代体育学校的教学模式，按养生和体用兼通的不同目的，分别设立一年和三年两种学制，招收不同需求的学员，从而使太极拳在偌大上海形成一种运动时尚。当时报载：“学者必太极拳者是学；教者必太极拳者是教，浸浸乎盛者。”当时上海的太极拳热还辐射到外地，连苏州，广州也都开设了致柔拳社的分社。

民国二十年（1931），致柔拳社成立六周年庆典，孙禄堂欣然南下。他在致贺辞时感慨地说：“四十年前，习太极拳者尚少。自陈微明（曾则）南来，乃大盛于南方。” 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曾则应国立广东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任教于中山大学及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一年后因牵于上海社务，不得已辞职返沪；并直接促成杨澄甫受聘南下，任教粤省。

陈曾则离穗返沪之际，中山大学在读生梁劲予因景仰陈师是一个“蓄道德，能文章，精拳术”的“武林儒者”，竟辍学随师北上。学成后梁先后赴香港和美国，把太极拳传播到了海外；连东瀛日本也成立了致柔拳社。

陈曾则还是把太极拳传播到台湾去的第一人。抗战胜利后，其新竹弟子谢镜湖、周敏益力邀陈师赴台，时陈已67岁，年届古稀，原拟婉拒；奈台湾《新生报》已先期刊出“上海太极拳大师陈微明来台”的消息，陈遂于1946年6月24日乘机赴台。岂料在欢迎会上竟有一位五大三粗、膂力过人的当地武士要上台比武。交手之下，竟被陈推出七八步之外；从此，陈曾则“国术大师”之名就在台岛馨播。

太极拳能从北京南传上海乃至海外，陈曾则应居首功。当清末民初鼎革之际，陈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拳”，以国学家的文化底蕴、国学家的著作精神，集结多年习拳心得，撰著出版《太极拳讲义》、《太极拳问答》、《太极剑》、《记太极拳》、《太极拳术、剑术》、《太极拳、剑问答》等著作，堪称早年所出版之杨式太极拳最具权威之著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太极拳的文献。陈以现代体育学校的模式，创办致柔拳社，“广事授徒，大有孔门之盛况”，从而缔造成了“太极拳之黄金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陈曾则逝世30周年之际，陈在海内外的门生弟子包括日本致柔拳社的代表，麇聚上海，由革命老人夏征农领衔，恢复重建了致柔拳社；陈曾则的关门弟子林炳尧也在宁波成立了分社。现在，在太极拳南传上海90周年之际，上海闵行区又成立了致柔太极拳俱乐部。太极拳这朵国粹之花在全民体育运动的热潮中，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