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衍文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一）

自拨乱反正以来，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热门，别的不提，各种按文体分类的鉴赏辞典应运而生，风起云涌，至今尚兴而未艾，就说明了这一点。综观这些已出版的鉴赏之作，大都成于众手，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固然不乏湛然独到的见解，但恕我直言，总的来说，却是泛泛之谈居多。而且，用同一模式、相似用语来剖析不同作品的赏析文章，几乎俯拾皆是。

然而这样说并不是要故意贬低他人的心血，事实上，鉴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历代的文学批评虽大都以鉴赏为主，但真能做到如匡衡说《确实诗》之善解人颐，终是代不多觏的。至如严羽自负谈诗能析骨还肉，也未免有些夸张。因为鉴赏需要会心，而“会心不远”毕竟不是常有的事。

不过，在鉴赏时，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会心，那也会走到另一极端，变成漫无尺度的天才决定论者或唯灵感论者。我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工艺是如此，鉴赏也是如此，方法还是不能不讲的，只要讲方法而不学方法所拘，用方法去开拓思路，把各种思路加以归纳、综合你提高，就能举一反三，从各个层次对作品进行全面、完整～深入和细致的剖析了。

至今，进行鉴赏你指导鉴赏的文字几乎到处皆有，而把鉴赏的要义进行总结，并探索其全过程，从而指点人们去把握鉴赏之钥的书却未曾出现。现在张冰隅君《文学鉴赏论》的杀青，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预计将会对文学的鉴赏，甚而至于艺术的鉴赏，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还记得，在十九世纪，世界上就流行过所谓“鉴赏批评”的思潮。英国的亚诺德开其端，约翰拉斯金继之，稍后普列查特的《文艺鉴赏论》，还曾一度对我国产生过影响。不过，观点的片面性不能不使这些立论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成为明日黄花。接蹱而起的是由现象学阐释学演化而成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给文学鉴赏带来了新观念和新理解，即更加重视各个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个人的素质、修养你爱好能作品鉴赏所起的不同作用。换免话说，它把广大读者的鉴赏提到了与作品同样的地位，认为这种鉴赏要比作品的作者和专业的批评家的意见重要得多。

显然，张冰隅君的《文学鉴赏学》主要是受了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影响，当然还包括诸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心理分析等等的启迪。但张君能融会贯通，最终根据自己的设想和构思完成的却是他的一家之言。

（二）

在1986和1987年之际，张冰隅君和年几乎同时承担了“鉴赏学”的选修课程，自唯恐我们之间会有重复和冲突之处。我说，这是没有关系的，各人可以各说一套。重复，不见得就是互相抄袭；分歧，也不见得就是互不相容。仁智之见，本可并行不悖。何况既称选修课，自当“毋剿说，毋雷同”，必须各具特色，才有可供选择的余地。要是大家讲的都是同一模式、同一设想灌注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内容，那还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呢！

这时，张君即已在构思他的《文学鉴赏学》的蓝图并着手撰写了。就我来说，我对我国传统的文论和文评，向来就有极大的兴趣。我发现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倾向于鉴赏。最好的文论和文评，都是以鉴赏始而又以鉴赏终的。我不同意一般的文学理论著作把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截然分开之论，故于著《文学的艺术》之余，同时着手探索鉴赏的艺术。其间继续迤逦，迨至全书写成，欲交手民，张冰隅君的《文学鉴赏学》恰好同时完稿。在此之前，张君曾把他对全书的设想和我说过一次，当时我就情不自禁地为之击节。但后来他并不曾把稿子给我看过，也不曾要我把已写成的文字给他参考，其原因并不在秘藏独得之珍，而是唯恐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反而会遑惑起来感到落笔之难。陆机《文赋》曾经说过：“虽抒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若反过来说，要是他人的先见之明我能拒而不见，则“抒轴于怀”的“胆识”就能无所顾忌得多。

但张君撰述甫一告竣，就立刻把全稿交给我，要我读后写一篇序言，因此，得以成为他最早的读者，获得了先睹为快。

除了对稿中把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一分为二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外，我大都同意他的分析。即就“异量”之美来说，也觉得他对鉴赏与批评之间的界限与过渡的说法，不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比一般的文学理论书说得更为完密，更为细致，也更为熨贴，几乎像一部心理小说那样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用的是逻辑思维的方法。我相信，作者一定在写自己的经验之谈。要是作者没有经过创作的实践，或对创作缺少深切的体验，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陆游《冬夜读诗示聿》曾说过：“纸上得上，绝知此事要躬行。”（见《剑南诗稿》卷四十二）的确，只有通过创作实践，才能对鉴赏和批评有更深切的体会。拉斯金（Ruskin）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更明确地指出：“无论怎样的作家，除了与他具有同等水平甚或比他还要更优秀的人以外，是不能鉴赏他的。”钱钟书先生甚至认为：“盖不工于诗文者，注释诗文亦终隔一层也。”（见《谈艺录》増订本22页）须知鉴赏和评论虽然要以逻辑思维为主，而也仍然不废形象思维；同样，创作虽然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有明也会交织着逻辑思维。因此有很多人赞成创作家兼写一些鉴赏和评论，鉴赏和评论家尝试写一些创作。其实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作家和鉴赏评论家，都是创作和评赏两皆擅长的人物。
至于张冰隅君这部著作中的形象思维，并不在其行文的穿插、交织和相互转换，而在于内在的总的鉴赏序列的心理体现。这也可以简单都概括为是外呈逻辑思维而内蕴形象思维的一种笔调，几乎与我国旧时的“赋”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他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

此外，这部书又能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地来着眼鉴赏，无疑这是它的又一特色。这样就不致拘泥于“就文论文”的框框，诸如结构严密啦，层次井然啦，对比显明啦，起伏照应啦，乃至什么文情并茂啦，语言精炼啦，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局限性啦，这些空洞、抽象、到处可以套用的陈词滥调，皆一扫而空之。

当然，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词语一律不好用或不准用，但如果缺乏具体生动的鉴赏说明，或没有深入透辟的见解，单用这些程式化和根念化的词句来敷衍和妆点，那将是乏味和令人厌倦的。如果有人要问，究竟如何来避免这许多泛泛之谈？或究竟如何使用这些词语而使之推陈出新呢？我觉得，要是我们能把这部书多读几遍，体会其如何落笔，如何着墨，是必然会对我们有所启迪、有所收获的。至于“个中三昧”到底有哪一些，却要视各人的现量“方等而异，实在是不可言说的；这里不说，绝不是我有故意卖关子。

（三）

我是在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于1980年复职后始认识张冰隅君的。大家一见如故。随后与之论学谈文。当时就给我“敏而好学”的印象，故一向以畏友视之。后来接触了校内外的一些人，其中也有不少赏识张君的人，居然也尚有对他发生误解者；或说他只能写些杂小文章，成不了大才；或说他编书尚能见出一些小慧，却写不出有份量的论文。现在张君这部《文学鉴赏学》的出版，则是对这许多闲话的最好的回答；似乎已用不到我来“丰于饶舌”了。可是，还有几点不能已于言者：

第一，那些轻视“小文章”的人，不知专门的学术著作，就是由一些“小文章”日积月累而成的。历史上最有名的著作，如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近人如胡适的《藏晖室劄记》，难道不都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吗？这些材料，就是撰写专著的准备，甚至有的分类汇集起来，就是一部专著。胡适的好些论文，就是他的《藏晖室劄记》打好的底子。

第二，文学的学术价值不一定以字数或篇幅来衡量。记得过去清华大学研究院先后有三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陈寅恪是梁启超推荐的。当时校长问起陈有何著作，由于陈尚年轻，许多煌煌巨著都未问世。梁回答说：“陈没有著作，也没有什么论文，只有几篇小文章；但是，这几篇小文章。凭我梁某的能力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于是，陈氏之聘就因梁氏这数言而定。这是近代学人的一段有名掌故。可惜的是，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斤斤于一个人是否有大部头著作或长篇论文发表。而不管这些“宏文巨著”的质量究竟如何。

也许又有人会说，张君书中所举的实例，皆是一般常见的作品，其中并没有什么奇书异帙。这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二次大战时有关情报的趣闻来。当时最使纳粹头子希特勒头痛的是某一民间情报组织，举凡希特勒的各种内情，如军队的部署调动，官吏的升降调迁，重大的集会决策，这个组织都一一了如指掌。一见秘密公开，希特勒不禁大为光火，以为一定有许多重要骨干潜入其心脏。但疑神疑鬼，还是找不着一点线索。于是希特勒下定决心，非得设法把这个情报组织的头子某教授绑架来不可。他费尽心机，终于如愿以偿。希特勒以为从此可以把内部蕴藏的神出鬼没的间谍一网打尽了。不料经过“盖世太保”的严格盘问，才知那个民间情报组织所知的一切原是从德国官方公开发行的报纸中一滴滴汇集与推究出来的，这个组织连一名在德国本土的联络人员也没有。这才使纳粹头子恍然大悟，啼笑皆非。

这件事在二次大战时，凡留心国际新闻者几乎人尽皆知。我们这里不妨拈来喻学谈艺。

最好的作品，往往不会有奇事和僻典；好的例证也不必求诸秘籍和孤本。即“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八卦”来说，也不过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周易•系辞下传》），而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求索。看来是常见的书籍和常见的文字，倘若一一分散开来，自然不惹人注意，也毫不足道，这正像分散开来的是一个个的字，一句句的话，或一点点的信息，可是当它们按某种方式排列组合起来，按某一种特定的体系表现出来，那就奥妙莫测、神乎其神了。

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