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储有明

一，陆游——南宋最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

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陆游，不仅以其宛转流丽、创作丰赡的诗歌作品啸傲诗坛，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而且他还是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时人誉其书法“笔意奔放如作诗”。他的书法与同时代的朱熹、范成大、张孝祥齐名，在中国书法史上，特别是宋代书法史上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书法和诗歌一样，是陆游一生爱国主义理想的寄托。陆游晚年在一首《学古》诗中自述：自己“闭门学书人笑翁”；并说自己对书法艺术的学习，已在“窗底自用十年功”。直到去世前的一年，他还在一首《感事》六言诗中说自己每天都“数行晋帖闲临”。

陆游自述自己“草书学张顛，行书学杨风”；他从唐代张旭和五代杨凝式的法书作品中汲取艺术养分，“张顛草法惊多变，墨妙杨风更绝尘”。他的书法作品不固守一书一体，不囿于一家一派，笔意超妙，格调高旷。他上窥晋唐以来历代前贤的法书精奥，得其神趣；兼蓄诸家笔意之长，融会贯通，变化出入于法度之中，形成自己遒媚劲健、雄伟豪宕、奇态横生的风格。

陆游的书法，无论正书、行书、草书无一不擅，无一不精；尤以草书的艺术成就为最高。前人评陆游的草书，谓有“张旭之风”。明代董其昌评唐张旭草书云：“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而陆游也在诗中评骘自己的草书作品，如“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拏虚空”。与陆游同时代的理学大师朱熹也十分推许陆游的书法艺术，认为：“放翁老笔犹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而清代诗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也称许道：“放翁于草书，功力几于出神入化”，并认为：“放翁不以书名，而其书实横绝一时。”

二，陆游传世的草书作品《玩芳亭诗稿》

陆游传世的草书作品，多为“自书诗”；往往醉后，兴到所致。“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他以狂放的笔法，记录下自己的吟草；如骤雨旋风，飘扬洒落，精神灿烂出之于绢帛之上。

陆游草书《玩芳亭诗稿》应书写创作于他七十二岁之后。据《陆游年谱》 ：陆游六十五岁时致士赋闲乡居。公元1194年，岁次甲寅，陆游已届古稀之年；这年新春元日，他在一首题为《七十》的七言律诗中自述：“七十残年百念枯”，不但收复中原的壮志难酬；即使“文章经国事”，“亦已强弩末”，唯有寄情于农事与闲趣。这一年的四月，他创作了七言律诗《泛舟过吉泽》，坦陈自己业已“洗尽万里功名心”；五月又创作了农事诗《五月得雨稻苗尽立》。过了两年，亦即公元1196年，在他七十二岁那一年的正月六日后，陆游创作了这首七言古诗《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云：
北斗以南有吴侯，人物知非第二流。读书不放一字过，闭户忽惊双鬓秋。平生离骚读千遍，屈沱秭归要亲见。归来落笔愈惊人。宋玉景差俱北面。玩芳亭中兰茝芳，朝回解带春昼长。爱君忧国有奇作，坐令壮观还沅湘。老人曩亦同此趣，甚欲闲题玩芳句。无奈生涯今已别，倒壑枯楠忘岁月。

草书《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三首》自书诗帖，当书写于诗成之后，不会早于陆游七十二岁之前。

陆游的这帧自书诗帖为狂放肆意之作，奇态横生，造微入妙，草法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以意赋形，形意结合。雄浑与典雅，刚健与浪漫，狂放与茂密，矛盾而统一地绾合在这幅草书作品之中，充分反映了他以书寄情的书法理念和磊落不覊的浪漫主义情怀，诗人气质和书家风范在这幅作品中获得高度统一。

陆游此帖，气势雄伟跌宕，笔法遒劲俊迈；行笔迅疾，飘逸洒脱，浑浩流转，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展卷便觉有一股豪逸之气扑面而来。行笔于流暢之中有停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韵律尤为生动；深得钟王和张旭草圣之法。整幅字大开大阖，大疏大密，笔意纵横，气势恢宏，又融和自然。

陆游的《玩芳亭诗稿》草书轴，笔精墨妙，形意结合，光彩飞动；笔法遒劲，雄伟壮阔，生气勃勃；体势奇崛，富于神韵，变化多端而又凝重大气；其势若银河洒地，形成鲜明的节奏感，深沉豁达，情感的宣泄和笔墨的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

陆游此作，秀润挺拔，沉雄浑厚；笔划恣肆豪纵，用笔忽轻忽重，字字飞动，笔致圆润，气势连绵，宛若有神；线条则有粗有细，粗处壮实而凝重，细处劲健而挺拔，如高山之稳实，如流水之潺潺；结构舒暢，信笔写来，无拘无束，似从胸中流溢而出，自由随意。
陆游此帖行草相参，用笔老成，笔体开张；以侧险取势，纵横奇绝，兔起鹘落，随意倾侧，纵擒自如，线条连带之中扭转变化，翻腾跳跃，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有如此襟抱，方有如斯气度。

陆游此帖，借助笔墨将生命之气直抒于绢上，在轻松流暢的挥毫运笔中，不失点划之精微，字里行间透露出其磊落不覊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诗人气质、书家风范。

陆游此帖在行距上，行与行之间互相呼应，左顾右盼，间距疏朗。有时完全打破行距，字与字、笔与笔之间在对应中求变化；通过正斜、曲直、连断、虚实等表现手段给人以千姿百态、变化莫测的观感。此帖运笔迅疾，流转之中有波动，连带之中有断笔，形成急中寓缓、动中寓静的流转美。

陆游此帖，气脉连贯而又字字独立。字的结体较散，分散之中有凝聚，显得空阔疏朗。行笔则流暢纯熟，笔到墨到；起笔往往较轻，产生尖笔的效果，收笔却十分稳实；起笔与收笔之间过渡平稳。笔与笔之间有一种似连非连、若有若无的感觉；笔墨连带之中，其字忽大忽小，忽长忽短，忽枯忽润，富于节奏与韵律的变化。

陆游的书法作品，在当时虽被其在诗坛上的盛名所掩，但陆游对自己作品的书法艺术成就，还是頗为自负的。他曾在诗中不无矜持地自许：“后五百年言自公”，相信过了五百年后，自己的书法作品一定会得到书坛有识之士的公允评价。

三，关于陆游《自书诗稿》中的“夺文”、“异文”和“倒错”

细释陆游的这卷自书诗稿，有几处在书写中出现了“夺文”、“倒错”乃至“异文”等笔误现象。事实上，古代诗文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书写者的一时笔误而漏书或多书一字，甚至出现顛倒字序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校勘学”这一专门的研究门类。“校勘学”把古籍传抄过程中漏书字的现象称为“脱文”或“夺文”，多书字的称“衍文”，顛倒字序的则称为“倒错”。

陆游自书诗稿第二行“非知”，在书写中与通行本“知非”出现“倒错”。
陆游所书《玩芳亭诗》等三首，均为七言诗。但自书诗稿第六行“屈秭归要亲见”，仅六言；与通行本相较，书写中于“屈”字后，漏书一“沱”字，是为“夺文”。
陆游自书诗稿第二十二行“（水到）前村涨旧痕”，与通行本“（水到）前村旧涨痕”相较，书写中又出现了“倒错”。

陆游自书诗稿倒数第六行：“（稽）山出云多奇变”与通行本“（稽）山出云极奇变”相较，出现了异文现象。其实，“异文”也是古代诗文在传抄过程中偶或会出现的笔误现象，凡从事古籍校勘的文字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会碰到这种舛误。当代学者陈尚君先生曾指出：“李白诗歌多别本异文”，并认为：这种现象是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陆游传世的诗文集，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这种“异文现象”。

作为南宋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不以书名；他的自书诗稿，多为他“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甚至醉后所书。况且陆游在书写《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三首》时，已逾古稀之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夺文”、“倒错”乃至“异文”等笔误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自书诗稿的书写用绢及收藏印鉴

陆游的自书诗稿《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三首》，是书写在南宋双丝绢上的，为绢本横披卷轴。

所谓“双丝绢”，是指其经线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而其纬线则为单丝。这种双丝绢是直到五代两宋年间才出现的；它与之后出现的元绢相比，更为细密洁白，是当时文人雅士从事书画创作时的最佳选择。而在今天，“双丝绢”已成为鉴定书画作品年代是否创作于两宋的有力佐证手段。

此外，陆游自书诗稿《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三首》，采用的是横披卷轴形式；而横披这种书画的装裱形式，最早始于北宋的米氏父子。

钤盖在陆游自书诗稿上的历代名人和皇家御览收藏鉴赏印，是鉴定其真伪更为有力的佐证。
首先是朱元璋之子朱棡钤盖的“晋府书画之印”。

其次是“项子京收藏之印”，“项墨林秘笈”和“檇李项氏世家宝玩”（此印也钤盖在《兰亭集序》上）。李白传世真迹《上阳台帖》上钤盖的就是“檇李项氏世家宝玩”这枚鉴藏印鉴，大收藏家张伯驹据此推断《上阳台帖》确系李白真迹无疑。

再次是明代唐寅的鉴藏印鉴：“逃禅仙吏”。
最具说服力的恐怕是卷轴上钤盖的清宫收藏印鉴了：
钤盖在陆游自书诗帖上的“康熙宸翰”和“敕几清晏”，说明此帖曾蒙康熙皇帝御览。
“乾隆宸赏”和“御书房鉴藏宝”则说明此帖也曾是乾隆皇帝御书房的宝玩。

五，关于张大千的考证题跋：

这卷陆游自书诗稿横披卷轴，在流传有绪中经过现代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张大千的鉴定，被确认为南宋诗人陆放翁的草书真迹，弥足珍贵。

时在1950年，张大千应印度美术家协会邀请，由前民国政府驻英使节罗家伦奔走促成，赴新德里举办个人画展，观者踊跃，盛况空前。画展期间，张大千会见了曾于1947年至1949年期间担任民国政府驻印度外交使节罗家伦（字志希）先生。罗在茶叙中出示其所珍藏的不少清宫流散文物；其中这卷陆游自书诗帖被大千居士击节叹赏。张大千于鉴赏后不仅为这件横披卷轴题签，还在卷末援笔题写了鉴定跋语，其曰：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传世珍品乃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据悉：此陆游《寄题吴斗南玩芳亭》等诗稿三首，曾有先贤名仕多款旁跋，随清廷收藏珍品溃散。太监内应，趁火打劫。故友春华楼当家永吉兄，当年叙说有类似物件，即太监内应将跋裁去，只剩书法单片，缝入衣层之中，带出宫外；盗窃物件不计其数。怎奈放翁等真迹流入巿井也未必奇事唉！

今与志希道兄茶叙，兄开卷示宝，大饱眼福，受益匪浅！欣然索题，此耳闻之实唉！

大千居士张爰于新德里

大千居士在这则题跋中通过“耳闻之实”，考证出陆游此卷自书诗帖，由于太监内外勾结，清季自清宫内廷流散民间的具体过程；并认为“放翁等真迹流入巿井”，“未必奇事”。跋文中提到的“春华楼”是清末民初京华八大名酒楼之一，是张大千常去的一家菜馆。其“当家人永吉”，姓白，精谙书画收藏，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与京都书画界、收藏界不少名流如溥心畬、胡镜汀、陈半丁、李石曾等交情深厚，被誉为“儒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