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储有明

炎炎夏日，我们在“武康楼”——一间四壁挂满字画，被硕大的书橱“包围”着的书斋兼画室中，拜访了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邵洛羊先生。他是一位勤于著述的学者——堆书满桌、积稿盈箧、著作等身；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美术辞典》业已杀青付梓，不日即可问世。他又是一位精于笔墨的中国画家——铺笺挥毫、泼彩写意、丹青传神；作为艺术大师黄宾虹的入室弟子，他创作的山水画作品，頗得乃师的笔墨风范与神韵。

邵老正在作画。一幅水墨淋漓的竹石中堂铺展于画案之上，已完成大半，只需作最后点染即可完卷。他凝神静气，伫立画前。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映照在他满头银丝上，熠熠生辉，邵老更显得神采奕奕。只见他时而握管凝思，时而振笔挥洒；须臾画成：几竿疏竹，劲挺而有秀逸之气；一拳湖石，拙朴而具浑厚之感。淡墨腴润，浓墨苍涩；浓淡相兼，苍润并臻，显示出邵老炉火纯青的笔墨技艺。

邵老放下画笔，这才看见我们，马上热情地迎上来招呼。他说一口略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嗓音宏亮，精力弥满，完全不像是个古稀老人；谈话就从这幅《竹石图》开始。

邵老说，竹为“四君子”之一，具高洁、坚贞之美。托物喻志，千百年来，它成为文人画中久画不衰的一个题材。画竹，必须具有笔墨功力。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正是从绘石写竹中觑破了书与画笔墨相通而同源的底蕴。吾师黄宾虹总结了前人的画论，提出“以写字法作画”的艺术主张，就是抓住了中国画有“笔墨”这样一个显殊的特征。笔是画的筋骨，墨是画的血肉；墨从笔出，笔由墨现；“笔墨”两字可以视作中国画的代名词。中国画的笔墨技艺，在山水画这一门类中表现得最为完备。宾虹师穷毕生之力，专攻山水画。他在耄耋之年，依据其一生的艺术创作实践，提出“五笔七墨”之说，是对中国画“笔墨”技艺的系统总结。
邵老一边说，一边指点着四壁悬挂的当代山水画名家以及他本人创作的山水画作品，逐一加以分析。那目光、那神态，仿佛陶醉于这些书画佳作的精湛笔墨之中。

当我们问起中国画的传统和革新这一为当今画坛所关心的问题时，邵老显得十分激动，不由得目光炯炯，语调也变得铿锵有力起来。他说，中国画历史悠久，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体系，其显殊特征就是有“笔墨”。中国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发生过变化的；但正如黄宾虹所说的那样：“面目屡变而精神不移”；这“精神”指的就是“笔墨”。笔墨有其内在的規律，它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丰富着。如果丢掉“笔墨”，另搞一套，那只能是中国人画的另一种画，而不是“中国画”。对外来之物，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当引进，而艺术往往只能是借鉴。不妨大胆吸收西方技法和特技融入中国绘画，但不能喧宾夺主；只能是“洋为中用”。中国画的传统代有变革，去其糟粕，就是“推陈”；促其发展，即为“出新”。“出新”必须“内打出”，不能以洋代中地“外打进”。中西方的绘画艺术，渊源不同，理论各异；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有距离才会产生美。中国画的强大生命力，端系于华夏民族的“中华魂”。

邵老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是他关于中国画“笔墨观理论”的精彩阐述。他的“笔墨观理论”在当今画坛独树一帜，受到美术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不久前，他还收到了“唐代张彦远学术思想研究会”的邀请，将于八月上旬赴山西太原参加学术研讨活动；与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美术界同行切磋、交流。他除了在会上宣读题为《从张彦远到黄宾虹一脉相承的笔墨观》的重要论文外，还随身携带数十幅自己依据“笔墨观理论”创作的山水画作品，以供参会嘉宾观摩。他风趣地说：“写论文是纸上谈兵，拿出国画作品来才算真正的用兵！”

访问到这里，一位为了中国画的传统和革新，不辞年迈和辛劳，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的老画家的形象，便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镂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产生了诉之于笔、形之于墨的强烈愿望。

（本文曾于1987年8月发表于《新闻报》副刊《湖心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