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悲鴻到刘大为

撰文／储有明

一，世纪回眸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统绘画，面临着多元并存而又相互渗透的文化环境。新的观念、新的方式、新的媒介的引入，其势不可阻遏。如何在恪守民族的固有的艺术阐述能力和评判标准的同时，兼容异质文化的渗透与融合，成为中国画革新和转型的关捩之所在。

早在二十世纪初叶，传统中国画就受到康有为、陈独秀、鲁迅等有识之士的诘难。作为康门弟子，徐悲鸿一生始终如一地恪遵师训。早在他奔赴法国、深造绘艺之前的1918年，就提出了中国画改良的“五之”，要求从写实手法上对“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

旅法九载归来，徐悲鸿通过系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十九世纪之前的写实主义绘画技法和技巧，并将之融合到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为中国画革新前沿命题——水墨人物画革新运动的前驱和身体力行者，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创作实绩上为传统人物画由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中国绘画史上，前无古人地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

囿于笔墨等绘画工具和宣纸等材料特性的限制，水墨人物画的革新，甫开始就遭逢了严谨的写实技法和随意性较强的笔墨之间难以协调一致的矛盾。特别是生宣一遇水和墨就迅即洇化的特性，一旦画家落笔稍有不慎，就难以再在其上进行修改。如何以笔墨韵味十分浓郁的书法运笔，来完成不能失之毫厘的人物造型，遂成为徐悲鸿及其后继者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水墨画人物造型和比例精准的要求愈严苛，其笔墨韵致和情趣的失却也就愈多。

耐人寻味和发人深思的是，徐悲鸿晚年在其《自述》中曾慨叹一衣带水的邻邦画家，他们对传统日本画的改良，其不足之处端在“实而少韵”。以之来衡量徐悲鸿本人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革新，当他为了强化作品的写实精神，而不得不将传统的笔墨屈从于严格精准的人物造型和比例关系时，他似乎也未能解决好“实”与“韵”之间的微妙关系。

继徐悲鸿而起的蒋兆和、叶浅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水墨人物画的革新作了新的开掘，成绩斐然可观。加之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相继崛起的黄胄、方增先、卢沉、刘文西、周思聪等水墨人物画家，他们都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通过笔墨和造型的有机结合，不同程度地把水墨人物画的革新向写实的目标推进了一大步，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也为水墨人物画的革新积淀了丰厚的经验。然而平心而论，无论从中西绘画融合的高度，抑或是纯从技法、技巧的视角来审视，水墨人物画的革新都尚未臻于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

迤逦到了二十世纪末叶，水墨人物画的革新，这个由徐悲鸿于世纪初倡导并身体力行，迭经蒋兆和、方增先等蹱武者几代画家努力求索的跨世纪命题，天降大任地降临到了刘大为这一代画家的身上。

二，继往开来

1978年，中国美术的最高学术殿堂——中央美术学院，于十年动乱后举办了首届中国画研究生班入学考试。刘大为，这位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之后又从事了近十年美术编辑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在近千名应试者中以优异的成绩脱颕而出，成为十名幸运儿中的一名。

在研究生班深造的两年中，刘大为有幸在李可染、蒋兆和、吴作人、李苦禅、叶浅予、黄胄等大师的亲炙下，不仅从理论上对中国绘画史，特别是人物史篇作了一番爬罗剔抉的回溯和梳理，而且遍临历代传世名作，从中汲取艺术的养分；在使笔运墨、敷彩勾勒等方面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全面深入地掌握了传统人物画艺术的精髓。他不仅能在对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层次体认中，训练有素地熟谙工笔绘画一整套繁琐复杂的程序，还对水墨写意中“书法运笔”的笔墨功夫得心应手，使他能“从心所欲不踰矩”地在原有的较为扎实的造型基础上，建构自己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水墨人物画语言系统。这，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一次华丽转身，一次质的飞跃，也使他成功地步入艺术上的新阶段。

刘大为是以其工笔重彩人物画创作的卓绝成就，傲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画坛的。
他的扛鼎力作《晚风》，表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安详地端坐在自家的院落中，作品成功地刻划了老人的沉思，特别是在沉思中所包蕴的巨大智慧和坚定的力量。作品中人物微微上挑的嘴角与眉梢，通过画家精细入微的描摩与刻划，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画家驾驭重大题材创作的魄力与胆识。作品场面壮丽恢宏，开创了工笔重彩人物画在精致中抒写英伟之气的先河，具有史诗式的震撼力量。

尽管刘大为是一位功力深湛的工笔人物画家，但他对水墨人物画革新的更大贡献在于他的写意人物画。由于他早年奠定了西洋绘画素描写生的扎实功底，有着迅疾地捕捉人物神情动态的非凡的速写能力，加上又深谙传统中国画的笔性墨韵；他落笔纷披，运笔生风，点染皴擦，挥洒自如，巧妙地将西洋画素描讲究明暗与块面结构的效果，与中国画白描的线性和平面性融为一体，并恰当地运用西洋画的光影效果和色彩关系，以之来增强和丰富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他在前辈大师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开创的水墨人物画写实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具有自己独特思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不仅具有严格的造型基础，对人物的“形”具有特殊的敏感，而且能在严格的“形”的束缚中体现出笔墨的特有韵味和自身价值。他的水墨人物作品已接近于在写意笔墨的最高形态上，实现人物造型精准的最高要求。画面上，看似随意性很强的笔墨所拥有的特殊韵味，与人物造型在结构上的精准，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契合性；如他创作的水墨写意人物画《帕米尔高原的婚礼》、《人民公仆》、《巴扎归来》等作品，无不显示出一种造型上的趣味性与笔墨上的经典性，从而构成传统笔墨与写实造型完美结合的最佳范例。刘大为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他沿着徐悲鸿开创的水墨人物画写实主义革新的道路，努力地将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融入到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中去，并实现了笔墨与造型的高度统一，成功地把西方的写实精神渗化和融入到中国画的写意风格中去，从而使中国画在人物画的领域内，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境地。

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大师，刘大为正是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面对新的艺术思潮的不断涌入，在兼容异质文化渗透和融入的同时，恪守本民族固有的艺术阐述能力与形式，并在中西方绘画的融合中，实现自己艺术的华丽转身，并取得卓绝成就的一位艺术求索者。